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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林水福／國立台灣文學館，連神奈川縣近代文學館都不如嗎？
〔林水福／自由副刊〕
一
這學期承蒙館長好意邀我到文學館開設「日本名家名著導遊」講座， 我們使用的教室門外掛著一塊木牌，上頭寫著「台灣文學外譯中心」，是齊邦媛教授題的字。教室裡邊有一個存放中書譯成各國文字版本的空間。英文版的有《吳晟詩》、《楊牧詩選》、《三腳馬》、《寒夜》、《荒人手記》、《千江有水千江月》、《複眼人》、《向陽詩選》、《迷園》、《背海的人》、《家變》、《傷歌行》等。日文版有《台灣現代詩》（共三集）、《台灣文學史綱》、《阿里山的神木》、《迷園》、《殺夫》、《客家的女人們》、《台灣原住民選集》（共九卷）、《寒夜》、《林亨泰詩集》、《向陽詩集》、《席慕蓉詩集》、《焦桐詩集》、《許悔之詩集》、《陳黎詩集》、《陳育虹詩集》、《鴻鴻詩集》、《李喬短篇集》、《魯冰花》、《夏宇詩集》、《殺鬼》、《鹽田兒女》、《橄欖樹》等。此外，還有法文版、韓文版、德文版、捷克文版、蒙古文版、瑞典文版、俄文版。看著這些排列在書架上的作品，心想多少有心人，在國家資源的支持下，才有這些成績。對相關人士的付出與努力，油然而生敬佩與感謝之心！當然，我們有好的作品是值得驕傲的。
二
只是猶記得當時「台灣文學外譯中心」掛牌時，大有從此「大展手腳」之勢，文壇、學界也抱著極大的期待，希望台灣文學透過外譯中心，能夠向海外、向世界各國展翅飛翔，把台灣文學的美與真實，帶給各國人士。文學承載文化，反映人民所思所想，與社會的脈動。外國人士透過台灣文學的翻譯，可以深入了解台灣文化，對台灣產生情感。
因此，文學外交，也是各國常用的手段之一。
可惜的是掛牌之後，由台灣文學館負責的業務不久即轉移到文化部本部。此後，外譯的補助範圍從文學作品擴大到繪本、漫畫等其他領域。不是反對擴大到其他領域，而是總補助金額「聽說」不增反減；亦即，文學類的補助金額被大大稀釋了。
近三年通過的案子裡有翻譯加出版的補助金額不到十萬元的，「聽說」因此部分申請者放棄了。如果這是事實，對整個外譯業務的推動，是不利的。就性質而言，這項業務不由專業的文學館負責，而由本部執行，勢必「事倍功半」。文化部針對這項業務不考慮加以調整嗎？
本國文學翻譯成外國語文，給予補助的措施，最近連文學大幅度出超的日本也有類似的辦法。但做法不同，由數位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分別選書，擬定書單後，公布。書單上的作品，翻譯成外文，可提出補助的申請。
三
思緒往前回溯，記得國家文學館誕生之前，文建會召開過不少次諮詢性質的座談會，記憶中我出席過不只乙次，曾經跟齊邦媛教授同梯次。那時計畫以三級單位成立，跟其他多數國家級單位，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台灣博物館同級。後來「聽說」擔心立法院通不過，「權宜」之策先以四級單位成立，俟後恢復三級單位。
哪知這「權宜」之策，實施以來已歷十數寒冬，不知何時「到位」？
去年12月初有幸參加《文訊》舉辦的活動，參觀神奈川縣近代文學館。或許是因為該館與台灣有「交情」，因為2008年該館展出「文学館交流展．台灣文学館の魅力－その多彩な世界」（台灣文學館的魅力――其多彩的世界）。見到館長辻原登，真有老友重逢之感。他曾應我之邀來過台灣兩次，一次是台灣文學協會成立，另一次是台北國際書展。我翻譯了他的《飛翔的麒麟》、《家族寫真》。再者，我借調文建會（文化部），派到駐東京的代表處服務期間，亦有交往。本是休館的星期一，館長專程到館接待我們、為我們導覽，台日作家之間留下雖短暫卻非常美好的交流之頁。我想如果不是對台灣有著一份特別的感情，是不可能的。
近代文學館建於1984年，由神奈川縣政府提供經費，成立公益財團法人神奈川文學振興會，由該會管理、經營。展覽過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三島由紀夫、遠藤周作、吉川英治等超過百人。目前館藏的圖書、雜誌、作家親筆資料已達一百二十四萬筆（未含已收集、未整理的資料）以上。
我個人印象最深的有二。一是設立個人文庫，收集作家的親筆稿件、書籍、文藝雜誌，有尾崎一雄文庫、中島敦文庫、大岡昇平文庫、井上靖文庫等，超過四十個個人文庫。這樣的個人文庫可以讓後人容易了解、掌握作家的全貌。值得我們參考。
其次是資料的數位化。如何讓資料獲得充分的利用，相信是所有文學館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因為資料是死的，唯有透過被利用才是活的，方能產生價值。近代文學館的數位化已進行到古籍內容的辨識，解釋。使用者透過數位系統同時看到內容、解釋，還有書法之美。
無可否認的，這兩者都需要相當的人力、物力，以及空間。
如果我們的國立台灣文學館，連神奈川縣設立的近代文學館都不如，那便是徒有「國立」之虛名，而無「國立」之實。是否如此？期待相關部門深入了解。
國立台灣文學館外觀。圖為國立台灣文學館「建築百年圖文徵件比賽」首獎作品：陳坤毅〈動與靜〉。（台文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