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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火針
圖◎王樂惟
◎吳易叡 圖◎王樂惟
已經忘記所有的孩子們都在叫囂那一針有多麼痛時，我是用什麼心情面對的。小孩子們之間的傳言是，打過「火針」，才能升上二年級，才算真正地長大。但我記得教室外充滿驚恐與哭嚎的隊伍，和不知為何如此安靜的自己。
因為阿嬤堅持的緣故，必須挨上兩記火針。抱怨第一針留下的疤痕太扁平，完美主義的阿嬤又跟衛生所要了第二針，自己施打。從此我的左臂上便留下兩道獨特的烙印。
那時全台灣的小孩都擁有同樣的針疤。排隊讓校護扎針，渾然是一年級生之間共同信仰的儀式。火針扎起來要人命，之後會有一個星期無法高舉手臂。那個星期過了，也就長大了。但儀式尚未結束：隨後的每個年級都有類似的信條：升某某年級前，屁股要挨過什麼針，或是吃過什麼滴劑。
當年政府鼓吹的卡介苗接種計畫，事實上只是盲目配合著當時世界衛生組織的呼籲。不論理論依據為何，如今證明了它只對青少年的結核性腦膜炎有某種程度的預防效力，而對於肺結核則沒什麼明顯作用。戰後以聯合國為首，一開始讓人充滿希望的技術治理，後來都節節敗退。但許多開發中國家對這些舶來標準都懷有某種程度，有時候是近乎朝聖式的信仰。
身兼數職的產婆
阿嬤是很新潮的。算了算，她看報找工作的年代也剛好是「新女性」風潮在東亞各地吹起的時期。自己看了報上的廣告，知道高雄產科醫生楊金虎正在招收台籍年輕女性，免費訓練她們成為產婆，便報名參加了。成為合格助產士時，阿嬤還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女。
她到處「出診」，近的自己走路，遠的則叫三輪車夫。在產科醫生還不普遍的戰前台灣，她其實也是身兼數職：接生、產後護理，甚至負責週產期孕婦的大小病痛，「公事包」拎著，一出門就是大半天的行程。沒有護士、助理隨行，幾乎都是單打獨鬥的阿嬤常說，那些產科醫生們無膽、無路用。就算到了戰後，產婆和醫師的分工也不怎麼明確，阿嬤還是得樣樣都來。給人吊點滴、打維他命針，有時預防針也算在內。很多時候，她其實不只是產婆，而是密醫。
什麼都計較，什麼都按標準來。有時硬是要超過標準一些。
她會仔細端詳嬰仔孫的糞青。在電話這頭，她對另外一頭的小兒科醫生仔細地描述那排泄物看起來如何，聞起來如何，這樣是正常還是不正常。電話裡說不清楚，便把穢物包好，蹬上腳踏車，一路提去診所。
諷刺的是，阿嬤自己卻深受開放性肺結核之苦。不知道從哪裡染上的，或許是哪次的出診，或許太常穿梭病院。記憶中她總是不斷咳嗽。她愛畫山水，常見她右手在空中作勢臨摹一棵樹的支幹，左手則用手帕摀著嘴。她總是按時量自己的體溫。輕輕咳罷，她總會觀察咳出的痰，是什麼顏色，有沒有血絲。
說要住到山腰上的姑媽家，說那裡空氣比較好，適合養病。其實那山腰離家並不遠，比平地高出不到百尺，空氣品質也算不上比馬路邊清潔，沒有更接近太陽的日光。這樣的條件對阿嬤而言，卻儼然已是座湯瑪斯．曼的魔山。
其實是藉口。她是為了不要讓家人感染。公共衛生學裡的「健康自主管理」，她自己執行得嚴密而徹底，把自己隔離在山腰上頂樓的房間。
她一定很不情願自己只是個產婆，於是把獨子和雙生孫仔都栽培為醫生。醫生講話才大聲，才有人給紅包。不像產婆，孩子接生出來之後，還要淨身，還要像洗衣婦那樣善後，酬勞也不會多拿到一點。一直記得小學第一篇得到「甲上」的作文：我的志願，是和爸爸一樣懸壺濟世，其實是阿嬤事先寫在白板上，讓兄弟倆謄寫下來的。六歲小孩哪裡知道什麼是懸壺濟世？
南島語系某地的成年禮是這樣進行的：村落的耆老會領著一群剛割過包皮的小童，一面唱歌一面走入海裡。那種痛楚，很小的時候經歷過，但那不是成年禮，而是不小心被拉鍊夾到包皮。阿嬤發揮她身為半調子醫護人員吹毛求疵的性格，堅持早晚在傷口用沾了優碘藥水的棉球三消。沾了藥水的棉球很像褐色的麵筋。也讓創傷巨大如我，一陣子不敢碰這種食物。
童年被碘酒和生理食鹽水不斷來回擦拭的結果，造就了一種矛盾的早熟。矯枉過正的衛生習慣，暗示著自己和別人家小孩的不同。鮮少碰泥土，沒爬過一棵樹，不曾享受路邊攤的美味。至少在求學的過程中，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有無追求醫學以外學養的可能，直到啟程北航，當我質疑起這個像極了緊箍咒的光環，開始追求和家道謬反的價值時，阿嬤卻重病了。
噙在眼角的淚水
其實她自己也反骨。在女人還沒有屬於自己那一片天的時日，成為產婆是為了能夠自食其力。雙生仔小姊姊一出世就送人，對方也養不起，八歲夭折時全身爬滿了螞蟻，阿嬤親眼目睹。從那刻起，她暗地裡明白奮力離開貧窮才是生存之道。捨棄了國校以來喜愛的文學、音樂、美術，一股腦兒幹起男人不敢幹的活。
終於能夠習畫，是醫院送兒子出國進修那年。一面顧孫，一面終於有些閒暇報名山水畫名家在高雄開的銀髮班。那時她六十歲了，第一次拿毛筆畫畫。我還記得那硯台、調色盤飄出墨汁和朱砂、石黃混出來的氣味。喔對，電視裡演唱的是有時是美空雲雀，有時是鄧麗君。好幾個童年的下午是這樣過的。
她也無師自通彈起鋼琴和豎琴。全憑日本國校唱遊課的記憶，竟懂得一些基本的伴奏和弦，從〈ももたろさん〉到〈北國之春〉，帶著孫仔一句一句唱，就算從小學「國語」的我們一串歌詞都認不得。
日語才是阿嬤的國語，但除了殖民地經驗，她其實從來沒到過日本。沒人過問也無力干涉她的國族認同，但從她每年企盼日本同學會寄給她的賀年明信片便可見端倪。她首先會對每年賀年卡的圖樣品評一番，然後比對哪些還在世，哪些已經遠行。在卡片上，她的名字叫陳氏準様。「為什麼是四個字？」其實她的名字是「準」，只因出生之前姨婆猜中了她性別。題外話：她的阿母名叫做娼，沒人知道理由也沒人問起。阿嬤記得每位日本皇族的長相、名字和宮號。只要有親友赴日旅行，她會要求他們帶一本皇室的畫報回來，用放大鏡仔細端詳，細數每個人的生平，知道他們的個性、嗜好和八卦，好像他們是自己親人一般。
阿公才真正去過日本。年輕時布匹的事業大了，必須來回跑船。個性憨直的他為一張空頭支票背書，破產，家被查封，從那時起陸陸續續做過幾種不同的行業。原來阿公也開過麵包店，這是我三十歲前不曾聽說的。只知道曾有一度，沒幾坪大的房子要擠下九個人，姑媽們和父母擠著睡，讀醫的阿爸把門板卸下來當床。
其實很難把阿公和阿嬤的生命經驗連起來。他們似乎沒什麼交集。
阿嬤最先信了基督。教會姊妹到家裡為阿嬤禱告時，我都忘了阿公去了哪裡。房裡轟然的禱聲，淹沒了阿公菸頭那一丁點可以發表意見的火光。一輩子不發牢騷也不喊痛的阿公從發現肺癌到過世只有三個星期。去世之前，阿嬤在床沿帶著他領洗。「不准哭！」她叱喝圍在床沿的兒女：「以後我們都在天國相見。」但我看見噙在阿嬤眼角的淚水。
銘記著痛和痛快
獨自在北國六年，每次回國便著急地去看阿嬤。常常沒換上拖鞋，我就三步併做兩步地上樓。每次見她，都更瘦小，但話題卻多了起來。
那次一進房間，看她掛著鼻氧管。我倒退了兩步。阿嬤說：到客廳去等一下。
時間像是靜止一般，初秋的餘暉透過窗台上一株株盆栽照進客廳。牆上掛著一幅幅書法，是阿嬤用顫抖的手勁抄寫的《聖經》金句。
「啊你啥時陣才欲做博士？」斷然離開醫院的我，其實那時覺得有點難以啟齒。「沒關係，慢慢啊來。」阿嬤，你知道我沒在當醫生了嗎？
阿嬤和我並肩坐著。她竟然開始說起少女時期的夢。說她其實想嫁給文人，而不是商人。她埋怨阿公在美軍轟炸，必須疏開避難時，沙文主義的丈夫自顧蹺腳讀著《三國志》，還使喚她挑水。疏開期間，一個孩子在懷裡死去。然後她又開始重複著：「彼寡『婦產科』醫生喔，攏總無膽，沒路用。」還有喔，以後找對象，不要像侯佩「琴」對周杰倫那樣分心，一次愛一個就好。她一面說，一面吱咯笑著，像極迷上電視週刊的女學生。說嘴上的鬍髭沒時間的話可以不要剃完，短短樣子像日本人比較帥。唉，阿嬤，這種事你怎麼跟我說呢？你不想嫁給阿公的事爸知道嗎？阿姑們知道嗎？
「還有喔，在英國，吃飯還要wash your hands。」三句不離本行的她，氣若游絲仍要對孫子衛教。我緊緊摟住阿嬤，三十年來我不曾主動抱過她。她笑著回應我說：「You know？I can speak English.」彷彿她明白我壯士斷腕，一路往北方遠行的裡由。
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在她過世前一個月，我在宿舍裡夢見她遞給我一條紫色的手巾，上面用金色的絲線繡了兩行日文俳句。據說，那天她也夢見了我。
告別禮拜很快就舉辦了。正在考期中考的我也趕不回台灣。來自克羅埃西亞的同學，本來也是醫生，帶我到大學教堂的泰澤禮拜堂做晚禱。之後我繞著教堂旁已經有好幾世紀歷史的墓園緩步，在低垂的夜色裡，並未感到任何死亡的氣息。
我兀自在寒風中回想著阿嬤的容顏，想著她的自我實現和對兒孫的期待，其實不正是整個快速轉型的後進社會，在兩個歷史時期裡對於何謂現代人、文明人幾近聖徒般的追求，和對於何謂成功的心理投射？而她生前最後的釋懷，難道不也源自在我身上看見了自己過度施力的人生，過度投入，想要照著自己想像的範式來活那樣的刻意，還有多麼不想照著寫好的劇本而活的渴望和任性嗎？
阿嬤的墓誌銘是自己寫的：「祂是昨日、今日、到永遠，年日移換不改，愛我愛到底。 」她寫得很白話。短短的告白沒有過度的伸延。如此獨來獨往的她，終究需索一個全然包容的上帝理解、憐憫、拯救她。遺物裡，產婆的證書其實有好幾張，我們找不到最初那張，大多卻是二戰期間的執業免許證。一個二十出頭歲的女孩子啊，在戰火裡……
而我常常對鏡凝視著左上臂的兩道疤痕。兩支火針，像護身符那般，銘記著那種不足為外人道的痛，和痛快。●
後記：台灣衛生福利部預計於2014年3月起試辦「助產士重返醫院計畫」。僅以此文獻給那些在戰後產科優勢底下被遮蔽的，一群新女性對於現代生活與專業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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