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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書與人】 危險的均衡 - 紀大偉談《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2017/03/29 06:00

作家紀大偉。 (記者胡舜翔╱攝影)

專訪◎葉佳怡

新作《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出版不到兩個月,紀大偉(1972-)已接受大量媒體採訪,後續也已排定多場海內外演講與座談活動。「我很樂意提供售後服務。」紀大偉說,畢竟早在本書寫定前,正是這類分享交流帶來不少靈感,他也因此獲得不少情感支持。知識與資料在學術殿堂內,同志的過去與未來卻終究根植於生活。

紀大偉在1995至1998年陸續出了三本小說集與兩本性別雜文集,沉潛直到2012年,他才推出十萬字的《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其中資料經過四年擴寫、修改、重寫,才在2017年脫胎為三十萬字的《同志文學史》。從50年代到21世紀初,從他的生命史之前寫到生命史之中,他笑稱前後差別就像《紅樓夢》,畢竟解嚴後的相關研究早已千樹成林,自己不敢掠人之美,只能以高鶚創作後四十回的心情續寫,不過他也做了自己的取捨,談論內容當然無法皆大歡喜。

歷史與創作

「這本書的主角不是同志、也不是同志文學,而是歷史。」為了同志書寫,主角卻是歷史,這是紀大偉下筆時早已釐清的前提。他從世紀末回望戰後,再從戰後一路書寫到世紀末,以筆來回梳理出一條條彷彿創作小說的故事線。如同故事有主配角之別,考量大局大勢的前提下難免有所犧牲。於是儘管書出版後,不停有人追問他為何漏寫了誰,他也只能說,「有時為了保護森林,你必須放火燒掉一些。」

之所以決定以同志文學談歷史,是因為台灣同志的歷史幾乎都在文學中。這是一種「發明」,也是一種畸形,毋寧也是特色。紀大偉強調西方對中國同志研究很多,但主力都放在地下社團、酒吧或同妻文化,針對日本有名的是流行文化與夜生活,英美則是影視運動方面極為興盛,不像台灣擁有《孽子》這般「稱一方之霸」的同志作品。拜解嚴前風氣封閉之賜,四、五年級同志開口閉口都在談同志文學,但確實也是少有其他足以形成潮流的本土文化養分之故。

為了帶領讀者穿越這段特殊的時光隧道,紀大偉過了四年幾乎住在研究室的生活。寫累了就去游泳找靈感,書寫時則依年代搭配不同台語流行樂;最後半年為了保持良好體態,他把桌子墊高站著寫,搭配面向研究室外的夕陽時彷彿搭船遊河。他說現在同志運動更興盛了,大家更願意談同志的未來,這樣很好,但課堂上的學生已經沒人聽過張國榮與王家衛。失憶是文化的隱疾,是身分的斷裂,而他也只能以此書盡一點棉薄之力。

廟堂與大眾

《同志文學史》除了談經典作品,也找出大量解嚴前的報紙資料與八卦素材,做了諸多媒體世界的同志文本分析。白先勇是經典,但重要的是白先勇作品內外的眾聲,並打破漢人異性戀男性的廟堂歷史。因此,紀大偉稱此書為「另類文化史」,儘管仍緊扣主流的台灣民主進程發展,重要的卻是跟任何權威保持可疑的距離。就連本書年表羅列出的作家,他都強調不放學歷或得獎紀錄,以避免任何冠冕帶來的無謂效應。

書中提到的重要新聞包括50年代黃效先的男同志情殺案,這樁命案如同連載小說般在報紙上出現將近半年,成為大眾有關同性戀認知的重要來源,甚至也觸及《孽子》讀者;另外還有王禎和《美人圖》談男男情欲被告上法庭,只因有讀者認為此故事改編自其私人經驗,這項告訴的新聞後來也被收入新版《美人圖》中。在同志文學中,文本與現實彼此滲透的情況本來就高,紀大偉強調,在解嚴前這段同志文學的青春期,更是公眾歷史提供了諸多的刺激與回饋。

當然與權威保持距離,也得先面對權威。紀大偉以「美國時間」談冷戰布局中的台灣處境,卻也以此觸及同志試圖找到另類生活摹本的嘗試:美國帶來國族上的壓迫,但也為台灣在性別方面受壓迫之人找到某種想像的出路。80年代談罷家做人也是,罷家不是為了否定家,是為了協商更多空間。來回反覆之間,紀大偉不只為性別找出路,也試圖為無法發言的人找聲音。

國族與性別

但要談台灣的同志文學,就無法避談「台灣」的定義。紀大偉從博論開始,始終焦慮的就是台灣與中國的文學邊界在哪裡?台港邊界又在哪裡?「我的態度,幾年來是戒慎恐懼。我一直在關心香港,但是我期待讓懂廣東話、廣東庶民文化的人去寫香港同志歷史,而不是讓我硬生生把香港作家寫入台灣的文學史。」

在美國讀書的經驗也有影響。他在美國總被迫做「大中華地區」的研究,但又被嫌棄不住北京,身處邊緣,無法提供第一手資訊。回到台灣,好不容易想專心做台灣性別議題,文壇與學術圈卻對此議題不甚友善。即便學術殿堂之高,張小虹老師離婚被男老師嘲笑,又或者男老師認為男學生比女學生值得教,種種荒謬怪誕之事所在多有。國族思想上的同路人更不見得就是性別議題上的盟友。於是書中談論葉石濤與呂秀蓮時,紀大偉也不忌諱暴露出他們對同志的負面態度或發言,「這就是國族與性別之間的張力。」

「即便我們面對天然獨世代感覺比較輕鬆,但也不可能完全擁抱國族主義,只能試圖保持一種危險的均衡。」

所謂的危險的均衡,也是確保歷史不會只有一種「真相」。在《同志文學史》的最後,紀大偉強調,「文學沒有『展示』歷史真相的義務,卻有讓讀者『回味』種種委屈的力量。」比起告訴讀者可能曾在哪裡受過傷,紀大偉毋寧是重新提供了各種可能的傷口座標。畢竟傷口要療癒,首先得尋得。在想像同志的光明未來之前,這本書或許能重新以文字尋得那些曾經割裂時光河道的暗影,幫助更多鬼魅眾聲喧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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