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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感受言論不自由 人權館剪出來的電影史特展
〔記者陳昱勳／台北報導〕今（7）天是言論自由日，國家人權博物館推出「剪出來的電影史：戰後電影審查特展」，聚焦台灣威權統治和戒嚴禁制下的電影審查史，從電影檢查法令視角，帶領觀眾檢視當時政府如何通過篩選、灌輸，以民眾毫無選擇權利的方式，變相進行言論箝制與審查。
「剪出來的電影史：戰後電影審查特展」開幕。文化部長李永得（右3）與策展人蘇致亨（左起）、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祖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副局長高明秀、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涌誠、人權館館長陳俊宏、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祕書長戴寶村合影。（記者陳昱勳攝）
特展與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共同合作，邀請以著作《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台灣有個好萊塢》獲2020年金典獎的蘇致亨擔任策展人，透過「五零和六零年代的電影審查」、「電影審查外的發展不自由」、「七零和八零年代的電影審查」、「電影審查大事記」等主題，闡述過去電影檢查，導致電影創作受到壓迫，再到1970、80年代電影檢查，主掌機關的嚴格與影人的抵抗，以及解嚴後的轉變。
《悲情城市》電影片檢查申請書內頁。（記者陳昱勳攝）
蘇致亨指出，在轉型正義的框架中，電影是個相對小的課題，但能夠拉近一般常民百姓與思想、言論自由的距離，讓大家知道威權時期的言論不自由，不只侵害了政治意見表達，也影響台灣多元文化樣貌與集體心理，此展期望讓大家理解到民主化與言論自由，從來不是威權統治者的恩賜，而是台灣人民勇敢發聲、共同奮鬥的成果。
解嚴前夕仍有許多電影遭到審查，例如1985年的電影《超級市民》。（記者陳昱勳攝）
蘇致亨表示，特展首度展示戒嚴時期的電影片檢查申請書，挑選了14部因省籍衝突、外交、國家形象等各種因素被審查的代表性電影，使觀者了解當年政治黑手如何伸進電影播映，例如由導演萬仁於1985年拍攝的《超級市民》，因敘述底層民眾的生活百態，須刪減許多鏡頭才准上映，電影發行至海外時還被國民黨政府追回；改編作家黃春明作品的《兒子的大玩偶》，當年也因被檢舉宣傳台灣底層小民的困苦生活，可能有礙國家形象而被審查。
《秋燈夜雨》的檢查申請書。（記者陳昱勳攝）
在電影審查的年代有許多荒謬情事，電影「過分恐怖」也不行，例如美國恐怖片代表《大法師》就被當局要求刪減「面上血漬特寫」、「頭臉扭向背」、「口吐大量綠漿」、「眼球反白」等鏡頭後才准上映；台灣恐怖大師姚鳳磐1974年作品《秋燈夜雨》也遭要求須將「鬼臉正面特寫」、「棺材自動伸出屍手」等畫面刪減。
《阿三哥出馬》工作照，劇中參選和平市議員選舉的王豹搭乘宣傳車掃街拜票。（記者陳昱勳攝）
另外一個經典案例為1959年台語片《阿三哥出馬》，導演林摶秋透過喜劇手法諷刺當年台灣選舉亂象，上映之前就受到許多刁難，例如劇中主人翁競選的是「和平市議員」，但當時中共說要「和平」解放台灣，即犯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禁忌，和平被迫改為延平字樣，蘇致亨強調，審查制度帶來最大的影響就是創作者的設限。
1976年楊文淦電影作品《花開春暖》的電影准演執照。（記者陳昱勳攝）
除電影片檢查申請書、電影畫面剪影，現場亦展出電影准演執照、准演證明書、准演通報單、電影驗證小手冊等十來件珍貴文件，同時搭配導演萬仁、前行政院新聞局電影處長陳俊哲、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祖蔚相關訪談影片，講述台灣電影產業走過的艱辛歷程與發展軌跡。
獲邀出席開幕的文化部長李永得表示，對照以前，只要罵政府是要付出很重的代價，不像今天可以照三餐罵，也讓年輕一代了解到，今天台灣的自由並非天上掉下來，是很多人的努力和犧牲付出很多代價，如鄭南榕前輩為言論自由的貢獻，相對於中國，台灣會越走越自由，中國現在的檢查制度，跟以前國民黨時代差不多，可能比過去國民黨還要嚴，所以台灣跟中國之間未來最大的分野，就介於自由與不自由之間，顯見此展的重要意義。
蘇致亨表示，期待有朝一日，國民黨黨史館也能面對黨國時期的威權歷史，重新開放關於審查制度最重要的幕後機關，也就是過去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今文傳會）的相關史料；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鄭竹梅也強調，台灣言論曾經不自由，對比今日，看著香港、西藏，深感台灣的言論自由得來不易，必須好好珍惜。特展即日起在白色恐怖景美園區仁愛樓美工工廠展至12月1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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