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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我的第一個美國

2006/10/10 06:00

◎張讓 圖◎吳孟芸

二十五年前,我來到安那堡密西根大學上研究所,密大因此是我的第一個美國。我喜歡這個美國,五年後捨不得離去,日後並常在心裡徘徊追憶。

這裡的學生大多頭臉乾淨,但穿著隨意。女孩子爽朗英氣,不像台北女生那樣嬌氣花俏。有人牛仔褲破了大洞露出膝蓋,運動衫邋邋遢遢掛在身上。緊臨校園的電影院週五午夜放X級電影,而沒人注意的角落裡有種貌似頹廢其實狂放的人物在行走,某人可能擁有數本《毛語錄》並熟讀記誦,為中國大陸上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而神往。有人長髮亂鬍甚至赤腳,承續六十年代以來那若有若無的嬉痞遺風。無形中,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的孢子花粉似乎在空中飄蕩。你分明感到儘管大家來這裡「接受」教育,但暗中另有一種自我教育在進行。上課時有人抬腳架在前方桌上,有人不停嚼口香糖,坐著就開口發問了──這絕不是我在台灣的學校經驗,自以為是的台大學生從沒人那樣囂張的。

初到安那堡的第三天,朋友J帶我去參觀心理系。還沒開學,大樓裡空空的,只見長廊地板潔淨打蠟的亮光。

遇見一位年輕教授,J像朋友般親切招呼:「嗨,斯考特!」問他暑假過得可好,並恭賀他新婚。這時一人從長廊盡頭踢踏響亮走來,我先看見她露肩花洋裝下筆直瀟灑曲線分明的身形,然後才看到她渾圓短髮的頭顱美麗高貴的黑色面孔,耳下不停搖蕩的大耳圈。她微笑喊那教授:「嗨,斯考特!」停下來和他說了一會話,又筆直踢踏響亮走了。

J告訴我她是博士班學生,我是第一次見到那樣氣質高貴如王族的美麗黑人。後來我在教育心理系上交了一位黑人朋友,她也有點那尊貴的氣質。幾年後到芝加哥去看波拉,從車裡看見路邊人群裡有一對高挑筆直、頭顱滾圓、矯健如豹、容貌高貴有如帝王的男女黑人雍容走過,我不禁看得呆了。再以後,每當我在電影裡看見氣質高貴如帝王的黑人演員便覺似曾相識──我見過。

第二年我修了一門斯考特的課,但從沒敢那樣直呼其名。

他溫和,讓人清楚感受到他教學的熱情,現在我還留了一本他選用的教科書《社會中的心靈》。可惜我不夠用心,太愛胡思亂想,不是做學者的料。與其說我來受教育,不如說來呼吸異國文化空氣。確實也得到了一點東西,但大多和課堂上的東西無關。

我到時已經是八十年代,六十和七十年代遠了,柏克萊學生運動煙消雲散,芝加哥七君子成了傳說,越戰的記憶結成了鐵甲似的痂,大麻的氣味仍在角落飄香,而台灣學生的保釣運動和回歸祖國進了回憶錄、小說和圖書館,美國正漸漸走向保守。但除了夢醒的惆悵,還留下了一些叛逆的餘音迴響,和平、博愛、享樂、互助、環保、回歸自然的一絲浪漫還在,淡淡的,像若有若無的香氣。這並不起眼的校園不是個金錢和權力堆起來的地方,這裡不是滿口賺錢的美國,也不是蛛網塵封的象牙塔,而是青春、鉛筆、筆記本、橡皮屑、通宵不睡和眼中一點靈光搭起來的克難閣樓──那個玻璃大樓黃金街道的地方還在畢業盡頭等著,而那條黃磚道無限漫長。

無疑,每人各在自己的黃磚道上追求一個有形或無形的夢,但沒人談賺錢,談野心,甚至談畢業。生活簡單規律,維繫在上下課、週五狂歡和週末自由的軌道上。

我和室友總不期然在廚房碰頭,通常在晚餐時間,或更晚,九點、十點以後,當大家書念累了便踱到廚房,泡茶,找零食,圍坐在長方桌旁聊天,一片又一片吃必然破壞身材的甜餅。天南地北閑談,有時就新學到的理論辯論起來。「革命好!只有革命才能帶來改變!」紅髮綠眼滿臉雀斑滿口馬克思的艾凌說。我反對:「可是革命造成破壞,卻未必帶來建設。」想的是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以及我的父母和他們那一代失國失鄉的人。深處有個聲音這樣譏刺:只有沒有或不必付出個人代價的人才會這樣大聲疾呼革命。許多年後我也才了解到:總是那些不必親赴戰場的人才會大聲疾呼發動戰爭。

艾凌有時帶了厚實的全麥麵包或葡萄乾麵包回來和大家分享,原來是她一個愛種菜、烤麵包的男性朋友做的。竟有這等人?我不禁從腰繫圍裙滿臉大鬍子的大男生想到遁世的讀書人,看到了「溫柔敦厚,謙謙君子」的形象。艾凌的女性主義最強,戀愛事件也最多最曲折。我沒見過那樣自相矛盾自我折磨的人,她的世界似乎總在崩潰邊緣,像風暴來前泛著奇異的光。

有時我見到她在我們面前碎成片片,第二天又勇氣百倍可以去發動革命。

我們是個鬆散的小家庭,而我是裡面那個有趣的外國人,煮聞起來像尿布的菜(艾凌語),總泡了一個紅陶小壺茶,來訪的中國朋友用好似吵架的高聲快速說話,不會開車,經常發問,不愛上床也不愛起床,面對面說話時老跳上跳下。我們彼此照顧,在廚房裡談笑辯論。有時在房間裡談知心話,給彼此打氣療傷。她們尤其照顧我,像盡職的主人。波拉教我怎樣開支票平衡賬簿,開車帶我去超級市場買菜,甚至帶我回佛羅里達去和她家人過節。泰瑞教我開過一次車。我到過幾乎每一位室友的家裡,窺見了不同中產家庭的風光。

一次我們搭艾凌便車到華府去,順便去拜訪她母親。艾凌父母早已離婚,父親在亞利桑納州做修車工,她的車子便是他以兩輛車拼成的。母親住在亞利桑吉亞鎮上一棟廉價小公寓裡,在法院做祕書,人瘦長,滿頭灰髮,不斷抽菸,態度十分親切。

艾凌說她母親十分神經質,恐懼核戰,家裡囤積了大量罐頭和乾糧。難怪艾凌性格比較脆弱、不安。

幾年後大家先後畢業,離開了安那堡。

起初還稍有聯繫,我和波拉甚至見過兩次面,終究斷絕了音訊。艾凌從無消息,我偶爾想到她,不知她是否冷靜了下來。或許,現在我可能比她更激憤──我們多少總是要隨年歲改變的。連永恆都不免在時間之流中斲傷,更何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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