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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書與人】記憶都在這裡了 - 吳明益談《單車失竊記》

2015/07/21 06:00

作家吳明益。(Chen Meng-Ping╱攝影,吳明益╱提供)

專訪◎翟翱

新作《單車失竊記》。

《單車失竊記》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故事。它來自吳明益(1971-)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裡頭那台不知所蹤的老鐵馬。

失竊的歷史

《單車失竊記》裡,隨著父親的老鐵馬,情感曲折於鐵馬蒐藏家、書寫蝶畫家母親往事的女子、萬華的老遊民、台籍原住民老兵及其第二代、高雄岡山二高村的外省老兵,甚且,還有二戰後抵台,本名阿妹的林旺。

吳明益說他在寫作《單車失竊記》時其實沒有重讀《睡眠的航線》,而是為了小說提到「銀輪部隊」與馬來亞戰役,力補相關史實。「文學把歷史推出底層,推向情感。」吳明益這次將高砂義勇隊寫入小說。這個題材在日治時期,也曾於過往我們稱之為「皇民化文學」的作者筆下,有令不同史觀者側目的奇花異蕊。面對這段歷史,吳明益的「方法」與心境又是如何?

「我必須說我是受過去教育體制長大的,十幾歲的我會因為《龍的傳人》感動,對於台灣兵的遭遇,在我那一輩的教育之下是無感的。即使有認知,通常也很膚淺。」吳明益說,「但做為小說家,你必須重新把自己沉浸在裡頭。」於是吳明益通過口述歷史,一個個遭逢了他們。「特別是原住民,他們的認同可能是最被動的,或者說是被剝奪的,因此較一般的台籍日本兵更複雜。未了解到島的政治狀況,便被動地置身戰火。」吳明益的這段話,指的便是小說裡前往馬來半島的自轉車部隊成員,鄒族的巴蘇亞。

透過認識失竊的歷史,我們這一輩人或多或少修正了自己的歷史觀。然而吳明益說:「即使你修正了歷史觀,也不能否定在此之前的認同與情感,以及過去在制式教育下對台灣意識的匱乏的事實。」

小說與小說外的戰爭

即使努力把自己放到那個時代,吳明益以為寫作本身觸及的也不過是歷史的「隕石坑」罷了。是事件過後的遺跡,是生者何以死去的證明。轟然一響,炮彈隨著習習獵風落下。這是台北大空襲。在《睡眠的航線》與《單車失竊記》裡,吳明益都曾提到這段在歷史教科書裡被淡化的史實。

戰爭對於我們這一輩人來說,是何等面貌?這是吳明益這兩本小說反覆思考的問題。「我們以為戰爭什麼都沒有留給我們,以為自己已是全新的世代,其實不然。小時候父親之所以這樣教育我,多少都與他們曾經歷那場戰爭有關;因為他們是戰火的餘生,因此對生命的不確定性更理解,總是緊張於我們的未來。」

現在的和平讓我們以為這就是人間的模樣。吳明益自認受愛德華.威爾森的《論人性》影響很大,以為人性裡永遠存在著某些「攻擊性」,俟戰爭到來而起。「做為作家,我恐懼於我們有可能成為我們都無法想像的糟糕的人。」吳明益在小說中花了大量篇幅,「再現」巴蘇亞經歷的戰爭場景──讀者可以想像一個血花與肉末與叢林的世界──便是為了「讓讀者經歷沒有經歷過的世界,自小說世界出來之後,他或許能改變一點點。」「我自己也曾胡思亂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上戰場,戰場上我的敵人,如果跟我一樣都讀過《戰地春夢》,那結果會不會好一點?」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吳明益寫一本《相同戰場上的不同讀者的《戰地春夢》》才能有答案──一個虛構的答案。

手藝人的記憶

《單車失竊記》有許多關於修復鐵馬的描寫,其中一節寫老師傅換內胎,或許是可見的中文書寫中最精細者。吳明益說,手工藝是他一直以來的憧憬。小時候看鞋匠父親釘鞋,把一根鉛釘釘入鞋底,那一槌,其實就是很精準的技術,學不來,而是要練的。至於換內胎那一節,是他看著老師傅操作,以學徒般的心情記錄下來的。吳明益以為現下台灣否決老匠人的技藝,然而這些技藝「總有一天要回來」,在文學藝術上也是如此。吳明益說我們不可能拿出一幅空白的畫,說這是「無限的極限」,「我們將回過頭嚮往,一個畫家坐在那裡,花費兩年、三年,只為一幅畫的光景。」

吳明益主張:「我們的教育應該從手作開始學習,追求知識的起跑點反而不是那麼重要。過去我登山、拍攝蝴蝶、種田,這些都是親力為之的手工藝。要親自去做,才能發現連拔草都有這麼多的細節,沒有認真拔過草的人,無法想像拔草有這麼多複雜的動作,他去描寫拔草,就只能寫『拔草拔了二十分鐘』。」

吳明益不厭精細寫手工藝,而不止於描寫,同時也有文學的飛升。在「鐵馬誌VIII」裡,吳明益描寫敘述者獲得老鐵馬的舊式磨電燈,費盡心力裝上,而使之閃爍,頓時感自己已與前一分鐘的自己有了不同,有了一種「文學的完成」──只有文學得以達致,一種極為私我卻能輻射整個宇宙的感覺;「這世界乍看之下一如往常,沒有什麼改變,但我知道,那已經是和昨天以前的世界,產生了微小差異的新世界。風裡的微小昆蟲、從遙遠的恆星傳到這裡的光、玻璃上的灰塵,都不再相同了。」

度過寫作的危險期

吳明益在接連幾本小說裡,塑造了一個不叫吳明益但跟吳明益幹著相同事的寫作者,寫作如此貼近自己,是否有危險?吳明益說,他在寫作之初,便決定不以自己的家族史為題材,但寫多了,就成為某種真實的虛構。「寫小說能走多遠,在於你是否能寫家族史以外的東西。」吳明益這樣結論家族史做為寫作者的關卡。而《複眼人》對吳明益來說,成為了他「過關」的小說。「《複眼人》讓我了解到,我根本不用在乎我寫的東西與我的關係,如果我的讀者是土耳其人、法國人,他根本無法、也不會在乎我這個人是怎樣。」把最菁英的讀者抓得愈緊,就愈危險,這是吳明益從理想讀者解放後的箴言。

讀者可以輕易發現台語文在這本小說裡非同小可;它既是小說的語言,也是小說人物的思維方式。在小說裡,吳明益藉著搭配台羅呈現語言的發音。是否有意識地承繼台灣作家對台灣話文進入小說的思考?吳明益反而回答,他在寫的時候,想到他尊崇的文學前輩宋澤萊早年對他的建議:不用管語言,寫就對了。從語言解放又回到語言本身,這或許說明了小說本身就是語言的工程。

訪問最後,吳明益談到最近在幫母親找回舊家私,想把母親的住所打造成原封不動的舊家。我腦海裡浮現出《再見列寧》這部電影。歷史不是舊家私可以找回,是停滯的時空,是無人在那的定點,如何回望?或許可以從吳明益小說的第一句話獲得答案──透過敘述:「每次新的描述都有新的意義。」就像操持手工藝之人,在一次次的打磨、鍛鍊裡頭,找到了物本該是的樣子,記住了物最初與最後的模樣。於是,他們得以宣稱:所有的記憶都在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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