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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我是台灣笨蛋

2015/07/01 06:00

圖◎王孟婷

◎楊蔚 圖◎王孟婷

編輯室報告:

作家季季於2006年以《行走的樹》一書,寫出一個「被扭曲的時代」,其中至為關鍵的人物,自然是楊蔚。即將上市的增訂版收錄此篇楊蔚最後遺作,季季特別寫下一小段註解。

季季註:楊蔚(1928-2004)是我的前夫,祖籍山東,1949年來台;1950年秋在台中大甲海濱派出所任巡佐時,疑涉「華東軍區人民解放軍台灣工作團」案被捕,裁決「感化三年」,但被繫獄十年。出獄後經林海音介紹進入新聞界服務,曾出版小說《跪向升起的月亮》,新聞報導《這一代的旋律》、《為現代畫搖旗的》。1968年涉及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白色恐怖案洩密疑雲,導致陳映真、吳耀忠等文藝界人士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入獄。其後自我唾面,改以筆名「何索」發表幽默雜文謀生,出版《何索震盪》、《何索打擊》等作品。2000年流亡印尼峇里島,2004年9月16日病逝東爪哇農村。

本文是他去世之前兩個月完成的黑色幽默小品,時代背景則回溯至1950年他在大甲被捕前後,呈現國府來台初期的肅殺氛圍。從其「前言」看來,這可能是一系列懺悔錄,可惜只完成三個序篇就去世,算是他的最後遺作。那年他七十六歲。臨逝之前寫出「抱歉」兩字,似乎是對「民主台灣聯盟」案相關親友的懇切致意。

前言

這故事涉及戰火、殺戮、牢獄、背叛與幻滅;我年老體衰,思緒混亂,筆下難免顛三倒四。故事都是真實的。我們自己人背叛自己人,自己人殺死自己人;這包括我在內。

我來日無多,現在對那些含恨死了的或在茍延活著的,只能道一聲無痛無癢的抱歉而已。

一、帶槍的傢伙

三個人都穿便衣,留平頭,臉上刮得很乾淨。身上帶了槍,有的還在腰間露出半個油膩的槍把。一個嘴邊有痣毛的傢伙對我說,他們有一點兒問題得向我請教請教。「長官這麼說的。」接著把我拖拉下床。我衣服沒穿好,也不許繫鞋帶,喀喳一聲給我加上一把手銬,就把我架出門外了。

他們嘴裡的這位長官是什麼來頭?這幾個傢伙不說,我也沒問。我了解,在這種情況下,還是閉了嘴最好。可是我腦袋瓜裡沒閒著。我想,所謂的長官都是偉大的,但如果真是想請教別人什麼問題,這麼做是不是不夠禮貌?唉,不過這也罷了,見了長官再說。

二、破鞋和死屍

他們事先沒做任何通告。我也了解,這應該是官方的標準辦案的方式,只要抓的不是一般的刑事人犯,即有如小毛賊去偷雞,絕不讓全台灣的笨蛋們知道。不過,他們在半夜三更把我拖拉到門外後,每家關了燈的民宅的紙窗上,都露出一雙恐懼的眼睛,骨碌碌朝我們瞄。我的媽,我們有好幾千年的歷史啦。其實笨蛋們都不是真正的笨蛋,他們醒過來了。

我被那三人小組又推又拉,繞過一段泥濘的小路,終於走到一輛藏在樹邊的吉普車邊,隨即把我像包裹一般丟進去。

車子也藏,真聰明。不過,我很笨,在路上弄丟了左腳的一隻鞋。

「我丟了一隻鞋喲!」我在車內叫著。

「叫什麼叫?」有一個傢伙朝我肋骨狠搗一拳。

「破鞋 。」另一個傢伙說。

「一隻嗎?我們補給你,那隻破的沒時間找了。」有痣毛的說。

這大概是他們認為很高級的幽默。逗得三人都在車內哈哈大笑。我也湊上了幾聲笑。我肋骨疼,又是只有右腳穿一隻鞋,其實是對老天苦笑。

我那雙鞋的確是破的。它是老牛皮用手工縫的,渡海來台穿了好多年,皮上有許多破縫和皺紋。我沒錢買新鞋,便在鞋面上加一條豬皮,又抹上豬油和黑墨水。皮鞋還是皮鞋,仍給我不少的面子。且說我,不管我多窮,又沒權力,究竟是鄉公所一個雇員。我穿著唯一的一套灰色制服,腳上是那雙自備的皮鞋,手握公家一條短棍――那是我確保國家安全的武器,每天在海灘附近小心地巡查。是的,長官,我看看防風林很好,電線沒人偷,旗桿也沒倒。是的,長官,沙地上又躺著一個人,又是死了爛了臭了的,又是沒攻擊性也沒危險的,這可以安心地列入常態了。

其實我了解,這一類躺在海灘上的死人,有的是某機構祕密處死之後,半夜裡丟到海邊的。也有的是把活人裝進蔴袋,拋入大海後又漂了回來。我把那死屍觀察一番後,準備回去打電話,做報告,便小心地往辦公室走――可別把我的皮鞋搞破。

有個彎腰駝背的農民和老婆一起遇到了我。「雇員大人,又看到一個死翹翹的嗎?」這笨蛋閒話真多。「我沒看見,」我板著臉說,「你少胡說,想帶著你老婆去坐大牢?」嚇得他老婆掐他一把,趕快溜了。報告長官,今天平安。

三、來唱領袖歌

我們辦公室只有四、五坪大,中間緊湊著三個雇員的三張桌,右牆角上,有一個小小的三角祭台,擺著一個木雕的觀音菩薩像。打掃得很乾淨,但也很空洞。不過,正對門口的牆壁上,掛著一幅「領袖」玉照,以及黨、國的旗幟各一面。領袖是偉大的,且留著一抹日本式鬍子。

這就夠看的了。我們每天早上8點鐘,都要舉行一次繁雜的早會,哈,也夠看的。三個雇員集合在門口,一人升國旗,兩人舉手敬禮,唱國旗歌:「山川壯麗,物產豐隆……」――你吃不飽那是另一回事。升旗儀式結束,三名雇員排成一個縱隊,哈,踏著正步,進入辦公室。接著,老資格的台灣老林,表情如老狗般嚴肅,雙手高捧一本領袖訓詞什麼的,精選其中之一,大聲宣讀一番。這等於又給三個雇員一次嚴酷的磨練。原因是,台灣老林不太會講中國話,又掉了好幾顆牙,只聽到他滿嘴的噓――噓,呀――呀,而且他中國字也認得不多,每次都把他累垮。我們呢,挺著腰桿,瞪著雙眼,豎著耳朵聽。但老實說,我們是外省聽半吊子本省,本省聽半吊子外省,當然是有聽沒懂,我們也累呀。「各位同志,敝人讀完了,」台灣老林宣布說,用毛巾擦乾臉上的冷汗,「這是一篇偉大的訓詞,日本話就是『一級番』,請問有什麼寶貴的意見嗎?」

「是的,偉大極了。」我鼓著掌說,同時對台灣老林體諒地望一眼:「不過,我還不算很懂,也許以後再恭讀一遍。」

「對,你是外省,不簡單。」台灣老林感激地說。然後,他望著乾瘦的台灣小吳,等候他也發表一次寶貴的意見。不過,這隻猴子的腦筋有點瘋,說話更怪。

「我嗎?我保證有萬分寶貴的意見,問題是……」他不停地眨著一對猴子眼,「我一直想啊想,偉大的領袖就是幹偉大,不過,我的那個萬分的什麼呀什麼,還沒想出個好點子,哈,我報告完了。」

台灣老林傻了。這隻猴子幾乎每天如此這般,叫他不傻怎麼辦。

「好極了,吳同志,那就明天再下你的寶貴結論吧。」台灣老林趕快做一結束,免得麻煩沒個完。

猴子可真不簡單。「林老同志,你所謂寶貴就是明天寶貴嗎?」

我們都聽不懂。不用說,台灣老林又傻了。不過,他屬於老狗層級,猴子不可能逼得他沒路走。

「哈,哈,明天又寶貴,寶貴又明天。」他用力搓著兩隻手,也胡說一通。「現在是『一級番』結束,各位同志,咱們該把寶貴的歌曲唱一遍啦。」

猴子哼了一聲,說,「唱吧,只是別把兩隻手搓得冒煙兒。」台灣老林敲著桌子,一,二,三,領導大家唱起來。其實,唱歌是我們每天最快樂的時刻。台灣小吳說得好,三個喉嚨有粗有嫩有尖,跟打炮叫床差不多。

「老林同志在床上最有經驗。」小吳挖苦地說。 台灣老林不但沒生氣,反而聳一聳肩,什麼屁也不放,只擺出一張色瞇瞇的笑臉。

「你怎麼沒表示你的高見?」台灣小吳又說。

「你要我說什麼?」台灣老林又板起了臉,「我連日本姑娘都搞過,你呢?你沒結婚,薪水也不夠打炮,唱歌過癮啦!」

我們唱的是〈偉大的領袖〉,它大概是說:領袖,領袖,你是偉大的領袖,你是什麼民族的救星,又是什麼大時代的舵手,又是什麼什麼的燈塔……每天唱。每天唱。有中國音,有台灣音,還帶一點兒日本音。台灣小吳只唱不打炮,唱久了,不免有些不服氣。反正大家你聽不懂我,我聽不懂你,於是,他另創一段又一段音調相似的歌詞,我有聽沒有懂。

反正每天都要唱,這是領袖的歌,就這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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