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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被出賣的巴勒斯坦人 <上>
一個巴勒斯坦村莊的居民，Jean Mohr攝於1984年。薩依德說，他一邊的鏡片是清晰的，而另一邊則是絕望的破損了，似乎反映了巴勒斯坦的處境。（立緒文化／提供）
◎林長寬 攝影◎吉恩．摩爾（Jean Mohr）
1983年，黎巴嫩南部的提爾（Tyre）布爾杰舍馬里難民營（Bourj el-Shemali camp）一景。照片中的汽車殘骸反映出這裡曾經發生過激戰，四周盛開的花朵反映出時序是春天或五月。兩個小孩身上穿的漂亮衣衫幾乎可以肯定是慈善組織贈送的。他們是難民的下一代，換言之是下一代的難民。（立緒文化／提供）
1980年初大學畢業後，由於中華民國與一些阿拉伯國家無正式邦交，拿不到入學許可，只好選擇到約旦留學，並進入安曼市的師範學院與約旦大學深造。就在那裡首次認識了巴勒斯坦的難民學生，也見識了他們所居住的難民營，其惡劣環境並非一般人可忍受。難民營深刻的印象激發我對巴勒斯坦人歷史的探知，閒暇並隨著巴勒斯坦裔的流亡同學閱讀他們的難民文學作品如嘎善．卡納法尼（Ghassan al-Kanafani）、瑪哈穆德．達爾維戌（Mahmud Darwish）、法德娃．圖淦（Fadwa Tuqan）等人的著作。幾年後，再到北美、歐洲繼續深造，也認識了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後來更成為巴勒斯坦裔教授（穆斯林與基督教徒）的學生，研讀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並撰寫中東歷史的學位論文。因為求學的因緣際會才得以結交巴勒斯坦朋友，認清了巴勒斯坦問題，也曾經協助巴勒斯坦人到台灣求學、定居。無心的協助使得台灣似乎也被納入巴勒斯坦人遍布世界各地離散區域的一部分。早在約旦留學時即已閱讀了薩依德（Ed. Said）成名之作《Orientalism》（中文譯為《東方主義》或《東方學》），彼時，並無多大的感觸。學成歸國，在研究、講授有關現代中東、伊斯蘭課程後，重新閱讀薩依德的一些著作，才更深刻體會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以及西方霸權的傲慢、欺凌被殖民者。
位於貝爾謝巴（Bersheeba）附近的貝都因人（Bedouin）營地， Jean Mohr攝於1979年。（立緒文化／提供）
誰是土地主人？
二次大戰以來的以巴衝突造成大量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離失所。此問題的癥結在於「誰是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的主人」，而其答案可從歷史過程去推斷得知。「巴勒斯坦」（Filastin, Palaestina）此名稱最早出現於希臘史家Herodotus的著作。在羅馬帝國統治下，巴勒斯坦為其轄地下地中海東岸及其南部三省之一。伊斯蘭興起之後，隨著阿拉伯穆斯林政治勢力對外的擴張，羅馬人的撤離Levant地區，阿拉伯人接收了之前拜占庭羅馬帝國的領土，巴勒斯坦遂成為阿拉伯伊斯蘭國家（Dar al-Islam）的一部分，此為西元634年之事件。在阿拉伯穆斯林所建構的伊斯蘭政府統治下，巴勒斯坦在地的居民保有不同的信仰如猶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蘭。非穆斯林被稱為dhimmi（受保護者），受到伊斯蘭法的保護而擁有其宗教信仰的自由，一直到十字軍東征之前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皆和平相處。而位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成為三個一神信仰的宗教聖地。伊斯蘭政權的伍麥亞朝（The Umayyads,661-750 AD），其第一位統治者穆阿維亞（Mu’awiya）甚至在耶路撒冷聖城宣示為哈里發（Caliph）。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巴勒斯坦曾經幾次落入歐洲的基督教徒手中，但在13世紀末時，來自中亞突厥後裔的曼魯克（the Mamluks）穆斯林的反攻下，巴勒斯坦重回「伊斯蘭境域」（Dar al-Islam）。而在1516年的Dabik戰役，來自安那托利亞的歐斯曼突厥人（The Osmani Turks）打敗了曼魯克人，之後巴勒斯坦成為歐斯曼帝國的領土，一直到1918年。從西元7世紀到20世紀初期，巴勒斯坦一直是在伊斯蘭境域中發展出融合伊斯蘭、猶太教、基督宗教的多元文化。
18世紀以降，隨著歐洲經濟勢力的入侵中東地區，歐斯曼帝國境內的猶太人（教徒）、基督教徒成了歐洲與中東商貿的代理人，而壟斷了商業，並活躍於巴勒斯坦地區。而19世紀後，歐洲基督教傳教會隨著殖民勢力也進入了巴勒斯坦地區，帶來了西方的新式教育與科技。巴勒斯坦地區自伊斯蘭政權建立之後，一直都有猶太人（教徒）的存在，雖在十字軍時期因戰爭而人口大為減少。不過在16世紀後，卻有大量的猶太人（教徒）自不同的歐洲國家湧入巴勒斯坦，這可能肇因於基督教徒對猶太教徒的排斥。隨著錫安主義（Zionism）的興起、鼓吹運作，導致更多的猶太人（教徒）進入巴勒斯坦。猶太教徒人口從1880年的25000人增加到1914年的80000人。
持續流血抗爭
歐斯曼帝國在二次大戰後結束退出中東阿拉伯地區，其在巴勒斯坦的統治也正式結束。隨之而來的是不列顛的託管（British Mandate），但不列顛的託管地只有約旦河以西的地區，約旦河以東則被瓜分成為約旦王國（The Hashimite Kingdom of Jordan）的領土。不列顛託管政府在巴勒斯坦成立以來，其治理政策一直受到錫安主義建國思想的左右。倫敦政府基本上同意錫安主義者的建國原則，但必須在不危害到阿拉伯人的利益為前提下執行，而之後法國、義大利、美國也相繼支持不列顛政府的宣稱主張猶太人（教徒）在巴勒斯坦的建國。之前，不列顛政府之所以支持「阿拉伯大革命」（The Great Arab Revolt），乃是為了瓦解歐斯曼帝國在阿拉伯地區的統治。在策畫「阿拉伯大革命」時答應巴勒斯坦地區歸於麥加的胡笙大公（Sharif Husayn）（約旦王國的建國者）所有，但是之後卻只撥約旦河以東地區做為約旦建國之領地，而約旦河以西畫為猶太錫安主義建國之地。此行為徹底違背了1922年的「邱吉爾備忘錄」（The Churchill Memorandum）。該備忘錄宣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權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巴勒斯坦不應只成為「錫安主義分子」的猶太國領土。由於不列顛託管政府的不遵守最初諾言，而讓更多的猶太人（教徒）進入巴勒斯坦，於是1928年之後十年間，持續地發生了阿拉伯人的流血抗爭，特別是在耶路撒冷、亞法（Jaffa），與海法（Haifa）地區。
不列顛託管政府為了解決在地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教徒）的衝突，遂於1939年發表白皮書希望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教徒）共組政府；然而態度強硬的錫安主義者變本加厲地購買土地，大量引進猶太人（教徒），企圖建立一個純「猶太國」。隨著二次大戰期間納粹的大屠殺猶太教徒，錫安主義者更加積極地祕密運作對抗巴勒斯坦的不列顛託管政府，導致1946年解嚴法的頒布。由於不列顛託管政府協調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教徒）和平共處的失效，1947年聯合國介入，試圖讓猶太人（教徒）與阿拉伯人各自建立國家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為被迫讓出他們的土地、家園而反對。聯合國希望其他的阿拉伯國家能介入調解，但各個國家有其自我的利益考量，而無法團結一致維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權益。1948年5月15日不列顛託管政府撤離巴勒斯坦，而前一天5月14日錫安主義者David Ben Gurion即已宣稱以色列國的建立。猶太人（教徒）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發生暴力衝突，聯合國安理會試圖調解但無效，阿拉伯國家中只有埃及出兵協助，而伊拉克、敘利亞則撤除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為了避免衝突惡化，聯合國再出面協調埃及的撤軍，並促使周邊的黎巴嫩、約旦、敘利亞簽訂停火協定。從此以色列建國之路毫無障礙地往前邁進。就整個歷史發展觀之，以色列的建國，巴勒斯坦人的被迫流離乃歐洲帝國殖民主義的後遺症。這其中涉及了相當複雜的政治、經濟利益。整體而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僅被歐洲、美國人出賣，並被同民族的其他阿拉伯國家背叛。今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流寓於各個阿拉伯國家中，似乎仍得不到認同。
期盼重回家園
1948年以色列的建國以及1967年的以阿戰爭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大量被迫遷徙於巴勒斯坦境內的異鄉，或被逐出巴勒斯坦，此二波的遷徙也因而形塑了所謂的「巴勒斯坦人的離散」（Palestinian Diaspora）。離散造成巴勒斯坦人家破人亡，一家人分居不同的地方，終生至死不得見面。而離散也造成巴勒斯坦的人口的產生數個流離群體：（一）約旦西岸、迦薩走廊（二）以色列境內（三）阿拉伯國家（四）西方國家。雖然散居各地，但是他們的「巴勒斯坦民族認同」（Palestinian National Identity）始終沒有消失過，甚至而更加堅強。
除了因為戰爭而被迫遠離家鄉之外，巴勒斯坦人的遷徙亦與以色列當局的政治迫害、經濟壓力及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激進活動有關。這一切乃因巴勒斯坦人民族意識日益高升，而使得以色列政府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去消弭巴勒斯坦人的抗爭運動。而在約旦河西岸及迦薩走廊地區巴勒斯坦人的經濟困境、高失業率，也迫使他們遠離該地區。次外，以色列當局沒收農耕土地，再加上教育環境的惡劣，更迫使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尋找理想的生活環境。由於巴勒斯坦人沒有身分，因此他們對外遷移也面臨一些法律、國籍的困境，只有少數人能以難民身分移居到美國、加拿大、澳洲及一些歐洲國家。
巴勒斯坦人民遷移到他國定居後，久而久之形成了宛如猶太的離散社群。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巴勒斯坦人並沒有被賦予國民身分，而是被以難民對待，無法享有地主國的公民權利，特別是黎巴嫩在與以色列媾和之後，更是對巴勒斯坦人嚴加控管，黎巴嫩政府力圖將他們驅逐出境。在阿拉伯國家的巴勒斯坦人是屬於無國籍的次等居民，也因此激發無時無刻回歸家鄉的心態，進而造成與客居國的衝突，尤其是在約旦、黎巴嫩。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也成為當地政府眼中的「麻煩製造者」。儘管沒有公民權，但巴勒斯坦人在客居國家卻努力勤奮發展出雄厚的經濟實力與高水準的學術知識。其中有部分巴勒斯坦人與當地人通婚，並逐漸融入當地社會，特別是在非阿拉伯國家。如今在西方國家有不少傑出的巴勒斯坦裔人士在各行業執牛耳。這些在外落地生根的巴勒斯坦人的成就提供了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相當大的建國希望，也因此更積極地對抗以色列的迫害，以及PLO（或是PA-Palestinian Authority）的一相情願地向以色列當局屈服，例如HAMAS的暴力運動即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
五十幾年來，巴勒斯坦人不管被迫離開故土，或留在家鄉奮戰，一直都期盼能重回到自己原本的家園過著平安如意的日子。以色列政府企圖將巴勒斯坦地區轉變成全然的猶太國，造成離境的巴勒斯坦人很難重入家園，即使以色列當局允許他們進入巴勒斯坦，他們卻必須持著他國的國籍，而且未必每個人都能如願以償。究竟巴勒斯坦人必須全然屈服於以色列的政治、軍事暴力而偷生，或是持續犧牲生命為建國理念而殉難，至今尚無答案。時間可以改變或形塑一個人的思維與觀點。透過歷史進程，猶太人（教徒）長時間的離散迫使他們凝聚出族群意識，用以占據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如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否也必須步上猶太人（教徒）離散歷史之途？端視巴勒斯坦人的意志力罷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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