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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六四20週年.二之二】關於六四

2009/06/03 06:00

六四鎮壓後,大批坦克與士兵仍在長安街上監視示威群眾。(法新社)

◎王丹

香港一年一度為紀念天安門事件受難者所舉辦的活動,此為去年6月4日的守夜畫面。(法新社)

1989年民主運動的發生背景

1989年5月19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抗議的學生喊話。(美聯社)

我認為,有四個因素導致了1989年民主運動的發生:

1989年,中國人民在複製的民主女神雕像前高喊民主自由。(法新社)

第一,中國的經濟改革從1978年左右開始,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已經十年。儘管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當時改革存在的問題也開始呈現出來。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中共啟動改革的基本路徑就是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它的優點就是可以擺脫舊體制的束縛,快速激發社會潛藏的自主生產力;而缺點就是人為地拉開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差距,並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這種負面因素今天看得就更清楚了,在當時,其表現形式,就是為人民所詬病的「官倒」現象,也就是腐敗現象。這些負面因素使得人民的不滿開始積聚,社會動盪的群體心理基礎已經具備。

去年6月4日,西藏流亡政府在一座小型六四紀念碑四周放置蠟燭並守夜。(美聯社)

第二,自從1986年開始的物價闖關失敗,並導致高通貨膨脹之後,黨內關於改革的意見就出現明顯的分歧。李鵬擔任總理,提出「治理整頓」的政策調整,使得這種分歧公開化。當時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主張在深化改革中解決改革出現的問題,力主繼續推進改革;而以李鵬為代表的保守派,在陳雲的支持下,主張暫時停止改革的深化,而進行治理整頓,實際上就是修正趙紫陽的改革路線,削弱他的權威。這種保守勢力的回潮,使得廣大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非常擔心,例如嚴家其和溫元凱在1989年年初的對話中就提出「改革不能停滯」的命題,並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因此,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擔憂,這種擔憂成了很多人參加民主運動的動因之一。

1989年,當時身為學運領袖之一的王丹,在多名媒體記者面前提出他們的民主訴求。(法新社)

第三,從粉碎四人幫開始,從黨內到社會上都有強烈的反思,認為文革的災難的根源在於中國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要求解放思想,推進民主化,進行政治改革的呼聲一直沒有中斷過,幾乎成為整個八十年代的最強音。與此同時,要求民主的願望也歷經挫折,從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內的保守派反覆阻撓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期盼,這使得積蓄十年要求民主的願望已經到了噴發的邊緣,社會對於政治改革的期待已經到了臨界點,這是1989年民主運動迅速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四,如果說,以上的三個原因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的話,那麼,第四個原因就純粹是歷史的偶然因素了,那就是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儘管社會都有預感到1989年會出事情,但是事情出在4月,則完全是因為胡耀邦的去世導致的。胡耀邦在知識分子心目中一直形象良好,他1987年含冤下台,主要原因是沒有積極執行壓制學生運動的政策,這也使得在校的大學生對他也心存同情。因此,他的逝世就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象徵到人民對黨內改革派的期待,以及對保守派的不滿。這些期待和不滿就借助胡耀邦逝世、悼念胡耀邦的機會示範出來,於是,1989年民主運動就發生了。

總之,改革自身存在的問題導致人民不滿,黨內保守派的動作引發精英階層的擔憂,人民對民主的長久嚮往,以及胡耀邦的逝世,成了發生這場運動的主要原因。

1989年民主運動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1989年民主運動,是一場行動上的啟蒙。我們知道,19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當年的很多知識分子為了推動中國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發起了啟蒙運動,致力於在社會上傳播關於民主的理念。這樣的啟蒙,主要還是書面上的,通過寫文章,發表演講,接受採訪以及翻譯國外社會科學書籍等方式進行。啟蒙運動(如果針對五四運動,也可以成為「新啟蒙運動」)到了1980年代末期到達高峰,而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可以看做是整個啟蒙運動的最高潮。這個最高潮的特點,就是以實際的行動表達對民主的追求,以及用實際行動履行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公民的職責。1989年的民主運動之中,在學生的帶動以及各階層人民的支援下,民主的理念得到極大範圍的傳播並且成為全民的共同訴求。正是因為如此,儘管當局最後血腥鎮壓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但是在之後的統治時期,也要開始打出民主與人權的旗號。在1980年代的官方論述中,民主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專利,是受到質疑的概念;到了1990年代,類似「人權」這樣的辭彙已經寫進了憲法。中國這種被迫的改變,是與1989年民主運動展現出強大民意的壓力有直接關係的。

第二個意義,就是為未來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以及下一波民主化浪潮準備了人才。1989年之前,持不同政見者在中國還是很難得見到的稱號,很多人雖然對一黨專政的體制不滿,當時還是無法明確地給自己一個定位。1989年民主運動使得很多致力於推動民主化的人開始明確了自己政治反對派的立場,並且把繼承八九精神做為自己的個人理念。而持不同政見者的出現在1990年代已經屢見不鮮了。一直到最近幾年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很多維權人士都是原來1989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可以說,1989年的民主運動培養出了一個新的現代公民的政治力量。在未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公民社會的形成是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工作,而建設這個公民社會的骨幹力量,就是受到1989年民主運動的精神所感召的一代人。

第三個意義,就是在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層面上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礎。從傳統上看,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的政治文化,過於強調倚靠「清明政治」,也就是說,個人過分倚賴國家,不是把自己當成國家的主人,而且把一切希望寄託在本來應當是為個人服務的國家身上,它導致的直接惡果就是,個人與國家之間沒有距離,則使得國家的權力太容易侵害到個人,同時,個人與國家之間過於緊密,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沒有空間可言了。1989年的學生走上街頭,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延續,希望通過類似公車上書的方式,要求國家進行改革。然而,當局對1989年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徹底改變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大家極為震驚地發現,即使是1980年代看上去比較開明的政府,當它感覺受到威脅的時候,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還是會不管一切。對當局的信心喪失,導致了1990年代的政治冷漠,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這種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政治文明更加成熟的表現。至少,國家已經很難為了意識形態進行政治動員了,而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距離也開始慢慢拉大。這就為未來中國的民主轉型奠定了基礎。因此我認為,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中國公民社會開始形成的真正的起點。

當然,為了以上的三個意義,中國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共當局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不僅導致民族歷史上又形成一個深深的傷口,而且極大地壓抑了民主反抗極權的勇氣。1989年之後,政治改革的呼聲幾乎完全被壓抑,使得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的進度大大落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這些都是1989年民主運動被鎮壓導致的負面影響,也是我們不應當忘記的。

關於六四,要澄清的幾個問題

六四過去二十年了,有的是因為無法了解相關資訊,有的是因為政府有意混淆是非,現在對於當年的歷史,有各種各樣的曲解和誤傳。我只能選擇其中的部分來說明。

第一,有人說,是當年的學生過於激進,堅持不退讓,才把政府逼到只能開槍的地步。

了解事實的人,就會看到,這樣的說法完全是顛倒黑白。當年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他們提出的訴求其實只有兩條。各位朋友可以看看這兩條是不是激進?第一就是要求修改《人民日報》的「426」社論。那篇社論指學生的愛國行動是意圖顛覆社會組織制度,是把中國引向動亂,這是對學生的誣衊,也是激化了學生與政府的對立情緒的關鍵。事後,連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都批評這個社會「把事情搞被動了」。我們要求修改那個社論,難道是很激進的政治主張嗎?難道趙紫陽不是中共的代表嗎?我們提出與他意見一致的訴求,怎麼就是逼迫政府了呢?第二個要求就是與政府對話。這個更不是什麼激進主張了,因為連中共「十三大」的報告都提出要跟社會各個階層開展協商對話,我們只不過要求政府把十三大精神落實到實際中。當局自己提出的主張,我們要求落實,這怎麼就是把政府逼到絕路上呢?!相反,看看東歐和台灣後來的政治抗議活動,提出的訴求都比我們激進得多。中國學生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提出的就是這樣兩條最溫和的主張,但是政府不但始終拒絕接受,最後甚至還用武力血腥鎮壓。到底是誰激進?到底是誰逼迫了誰呢?!各位可以自己做出判斷。

第二,雙方發生衝突,雙方都應當承擔責任。這種說法聽起來好像客觀公正,好像站在中間人的立場上,但是不分是非的所謂公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

其實要想分辨當初人民與政府方面的行為的是非曲直,是非常簡單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說那麼多。我們只要看看雙方當時的態度就可以了。做為鎮壓的一方,中共當局二十年來都宣稱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問題是,中共當局做了這樣的一個「正確的」決定,保證了中國沒有進入動亂,這樣的「豐功偉績」你卻從來看不到中共宣揚。是中共自己謙虛嗎?當然不是!一個把「偉大光榮正確」的宣揚辭彙寫在中南海門口做為大標語的政黨,不是一個謙虛的、不宣揚自己的政績的政黨。可是這個政黨,對於自己1989年的那個「正確的決策」,二十年來不到被逼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絕口不提,不僅自己不提,也不許別人提。不要說不許批評這件事情,就是表演政府鎮壓有理也不行。各位想想,如果當局真的覺得自己做的是正確的,可能這樣迴避嗎?只有心虛的人,才會迴避。相反,倒是六四受害者的方面,儘管已經被鎮壓,被剝奪言論自由,甚至儘管已經被當局抹黑壓制,但是二十年來從來沒有放棄發出抗議的聲音。對比雙方的態度,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了,根本不需要說那麼多別的。如果有誰面對當局這樣的態度,在當局自己都不敢提起的前提下,還替當局辯護,那麼顯然,他的判斷就不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了。

第三,有人說,那麼多市民堵在街頭,導致戒嚴部隊不能到達指定的任務地點,部隊為了完成清場任務,最後只有用武力的方式,不然學生永遠在廣場上不撤下來怎麼可以?

首先我們必須要說,學生會不會永遠堅持在廣場上,這根本就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換句話說,如果政府接受學生前述那兩個極為溫和的條件,學生早就撤下來了,為什麼為了自己的面子,寧願用暴力殺人也不肯接受學生合情合理的要求呢?其次,即使我們站在當局的角度,是不是必須用開槍的方式才能解決呢?當然不是。1976年的四五運動,也是有大批群眾集結在廣場上,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是毛澤東和「四人幫」,都沒有採取調動軍隊開槍的方式,最後也還是驅散了廣場上的民眾。

回到1989年的具體情況來看:從事後媒體發表的錄影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戒嚴部隊執行清場任務的時候,大批的士兵並不是從長安街上包圍過來的,而是從人民大會堂衝出來的。事實是,早在6月4日之前,人民大會堂、勞動人民文化宮以及中山公園裡面,就已經駐紮了大批的戒嚴部隊,因為這三個地點,都有寬闊的地下通道直通北京郊外的西山。否則,在各個路口都被市民堵住的情況下,那些從人民大會堂裡面衝出來的士兵是從哪裡來的呢?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了:我們知道,第一,戒嚴的主要目的就是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民眾,就是所謂「清場」;第二,六四屠殺發生的主要地點,不是天安門廣場,而是長安街上。那麼我們的問題就是:明明已經有部隊不需要通過長安街就可以控制天安門廣場了,為什麼還要在長安街上用機槍坦克進行武力鎮壓?如果武力是必要的,那麼像方政這樣的受害者,被坦克從背後輾過去,又如何解釋呢?他們明明是已經撤出廣場,走在回學校的路上了,還被坦克追上來輾過,這難道也是必要的嗎?到了6月4日的凌晨,也就是當局要清場的時候,整個天安門廣場上留下來的學生不到一萬人了,而戒嚴部隊有幾十萬人之眾,即使幾十個人抬一個人也可以完成清場任務,有什麼理由一定要用開槍的方式呢?顯然,開槍絕對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當局有意做出的選擇。至於當局為什麼選擇開槍的方式,而不用和平的手段,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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