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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 賀景濱/那些關於新竹高中的傳說,都是真的

2021/12/04 05:30

圖◎徐世賢

◎賀景濱(1976的畢業生) 圖◎徐世賢

17世紀的歐洲跟十七歲的青年有什麼共同點?對我而言,那都標誌著思想狂飆的啟蒙時代。比較不幸的是歐洲,必須打了幾百年仗才醒過來。比較幸運的是我,能在十八尖山下追趕跑跳碰,而且趕在畢業前,不落人後地,偷偷吸進了第一口菸,好像不這麼做,就沒法在那個壓抑的年代吐出我們憂鬱的煙圈。

信不信由你,演化學家說文明進步的動力,來自明顯而且漫長的青春期。原來我們反叛,只是為了讓文明進一步。如果只進半步,沒關係,我們還有不那麼明顯但同樣漫長的發情期,隨時會用衝動補上一腳。

我的青春期來得晚。依課本的定義,必須從外部性徵發毛那一刻才起算,這讓我有點吃了暗虧。人家都在傳紙條把馬子了,我還在騎鐵馬遊山玩水。幸好在發情那一刻我讀到了王雲五,自以為就此獲得了不參加高中聯招的合理性。但人家是自學成功的五金店學徒,我只是一心想逃避壓力的小毛頭。每次睪固酮激素一分泌,就在我腦內釋放出離家的訊號。於是國中一畢業,我就搭上了往台北的列車,頭也不回。

但我沒考上建中,我暗地籌畫的自學計畫也完全破功。一年後,我還是乖乖轉學回到了新竹高中。如今回想起來,我的求學旅行竟是沿著台灣的交通工具發展史前進。小時候,我們踢著石頭去上學,班上還有打赤腳來的田庄子弟。他們不會踢石頭,但很會做竹蜻蜓。上了國中,有了人生第一台腳踏車,烤漆亮到會傷眼;但是別高興太久,三個月內就會被偷走,幸運的話還可在護城河旁的賊仔市贖回來,意思是說,如果你有被雷劈到那樣的運氣。上了高中,不得了,火車把方圓五十公里的內的莘莘學子都運送來了;閩南語客家話算什麼,我們班上還有一口越南腔的僑生。知識有多深,路途就有多遙遠,後來有些人還要搭飛機去追逐。

還沒轉學考,就有探子來恐嚇,你真的想來嗎?三思啊!他說轉學的錄取率比正規聯招還低十倍,你要不要重考啊。而且,這根本就是魔鬼學校,魔鬼藏在美術音樂體育裡。每年都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學生為了這三科補考,考不過一律留級重修。「不會游泳的不准從新竹高中畢業。」這是校長辛志平的治校格言。

音樂,那更不必說。從1960年開始,台灣省教育廳每年舉辦全省音樂比賽,新竹高中合唱團蟬連了九年冠軍。第十年獲第三名,第十一年,重獲冠軍。這根本就是合唱界的蘋果谷歌。後來,才應主辦單位要求而退出比賽,讓其他學校有機會得第一。

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奧運會為了楊傳廣修改規則?

好吧,身為辛校長的最後一屆學生,我可以做為最後一個證人,證明那些你在網上蒐到的辛氏傳說,都是真的。

其實那時正值我的偶像毀滅期,滿腦都是睪固酮,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從小學的史豔文到國中的孫文都被我一路扔光了,因而對於同學言詞間的「辛志平崇拜」有點不以為然。然而真正破除「辛志平崇拜」的卻是辛志平本人。在每次令人亢奮的、由學生主持的動員月會中,他總是面帶微笑,接收同學四面八方射來非常不禮貌的砲火。那些抨擊汙蔑挑釁的言詞,就連解嚴後的立法院也要瞠乎其後。等到答詢時,他一貫老僧入定,以四兩幽默撥千金,用濃濃的廣東腔說我們這些「小孩雞們」,「糊里糊塗」、「莫名其妙」。否定的否定不是肯定,而是下一輪探索的開始。我們就這樣在每次的鬥爭大會中學習黑格爾的辯證法。

而那句廣東腔的「莫名其妙」比校訓「誠慧健毅」更迷人,成了所有人下課時的口頭禪,是我們對抗成人世界所有規範的咒語。

許多年後,民進黨在金華女中宣告創黨的操場上,我碰到了幾位竹中校友。我們相逢一笑,心照不宣。因為自由的種子一旦撒下了,誰也無法阻止它發芽。

但新竹高中畢竟不是霍格華茲。魔法學校會用四頂帽子測試學生的性向能力,我們到高二時卻只有兩頂帽子可以選,你是葛萊分多還是史萊哲林?沒這種事;要不文組要不理組,要不滾回一年級去。最神奇的是新竹高中的老師,他們不用魔法棒,就能讓你陷入異次元超時空。譬如教國文的老師趙制陽,四六事件的受難者,當年警備總部指名逮捕的台大六君子之一。我還記得第一堂課,我們都為了接收不到老師的浙江腔而沮喪。不料到了第二課,他打開課本,竟然用悠遠的古調吟起「蓼蓼者莪,匪莪伊蒿」。頓時整個教室被挪移到五四運動前的時空,同學面面相覷,無不動容。那是我們第一次驚豔到詩、歌、人三位一體的境界。就這樣,我們從〈蓼莪〉、〈碩鼠〉一路撚鬚吟唱到〈琵琶行〉、〈長恨歌〉,到了下學期,〈念奴嬌〉和〈水調歌頭〉也難不倒我們了。終於,我們的高三結束在古道西風瘦馬的夕陽下。話說回來,碰到〈釵頭鳳〉,如果不搖頭晃腦吟誦,怎麼領會那一聲一聲愈來愈痛的「錯,錯,錯」、「莫,莫,莫」。

兩年前他以九九高齡往生。臨終前還有學生低調緩緩吟起〈蓼莪〉,在他榻前。

我們的班導,人稱「竹中三公」之一的張公德南也是一絕。他來自眷村,思想卻早早掙離了竹籬笆的牢籠。他教歷史,點名時眼光一掃而過,銳利絲毫不輸魔法學校的石內卜。他有典型歷史人的慧黠和通透,例如講到歐洲的開明專制,他的眼睛餘光會帶到黑板上方懸掛的頭像,嘴角流露出一絲不屑和諷刺。講到台灣通史,他會問「為何你的篳路藍縷,總是我的顛沛流離?」曾經我以為在《槍砲、細菌和鋼鐵》中找到了答案,後來才發覺那是比表觀遺傳基因更大的迷因。

竹中名師,族繁不及備載,其中還有一位隱藏版的哲學家,史作檉。那時他才四十出頭,正在用散文和小說探索他的存在和美學。但在一所中學內,有誰能跟你談哲學呢?沒關係,他會主動來找學生打籃球踢足球。他把實踐理性運用在籃球上,換手扭腰挺身勾射,其準無比,而且魔球會在空中畫出一道形而上的軌跡。關於他最神祕的傳說是,即使到了冬天,他還能在水深僅存三十公分的泳池裡游泳。那應該已經突破了莊子〈秋水篇〉的境界。

直到今日,我仍然會想起這兩幅竹中最美麗的風景:每天朝會後,校長一路揀拾垃圾回辦公室;放學後,哲學家和學生在球場上打成一團。

就連訓導主任閻政德和眾教官們,在這所堅持不築圍牆的學府「內」,也會自然流露出超現實的笑容,像愛麗絲夢遊時遇見的柴郡貓。為了讓人類的文明進步一點點,我們會故意把大盤帽頂折成昂首的烏龜頭,把軍訓褲腳改出小喇叭。勇敢的校規挑釁者,總是盡可能把三分頭留到五分滿,並且把鞋後跟踩扁壓平如拖鞋,好讓違法的白襪子若隱若現。我們根本就是無聊到極點的無政府主義者,處心積慮在隙縫間尋找不合作主義的無限可能。有次我上樓梯時,被教官錢端發現了後腳跟的白襪子。完了,我想這下申誡跑不掉了。誰知他只是把我叫回來,笑著跟我說這樣鞋跟會壞掉喔。

1975年5月1日,美軍撤離越南隔天,我們班上的僑生也不見了。幾天後,他在早自習出現,一個人趴在桌上抽泣。那聲音是人類共同的語言,沒有一絲越南腔。我肯定被這情景嚇到了,竟然無法前去付出我想付出的關懷。能陪他度過那段時間的,只有師長和宿舍的教官。我會忽然想到這件小事,唯一的原因是我還沒原諒自己當時的無作為,平庸到了極點。

我在台北的高一生活被琳瑯滿目的社團活動塞到爆,每天不是國術社的北派少林長拳,就是電子社的銲錫和烙鐵。當時我對竹中唯一的抱怨是社團沙漠,不過新來的訓育組長宋文里創立了文藝研究社後,我就把怨言吞回去了。他也是竹中的學長,初為人師兼心理輔導重任。他用唇上的小髭掩飾他的年輕,但說書的聲調掩蓋不了他的熱忱。他帶著我們認識佛洛伊德,也閱讀托爾斯泰。他跟我們講《伊凡.伊列區之死》正值黃昏,教室慢慢暗了下來,所有同學的心情也沉重起來。一個帝俄檢察長的死亡,會跟寂寞的十八歲有什麼關聯呢?沒有,一點屁事也沒有,我們其實只會為青春強說愁。但那一刻我突然開了竅,第一次領教因果倒敘法的厲害。

不過我們不會把情感教育限縮在紙上談兵,我們是隨時準備衝撞的義勇軍。剛開學,就有傳言說出事了,有同學跟新竹女中的學生在冰果室會面被撞見,結果女生記了大過,男生什麼事也沒有。不平等啊,我說,男生至少應該記支嘉獎。奇的是沒人說這樣太沙文了。我們這些騎腳踏車的,總是嫉妒那些坐火車的。他們下車時會帶來一車廂又一車廂的羅曼史。今天誰跟誰對望了三秒鐘,明天誰對誰講了第一句話,都是既純又蠢的頭條大事。新竹火車站明明只有兩個月台,他們卻不厭其煩述說著二又三分之一月台的花火,因為三分之一除不盡啊。故事這玩意很奇怪,總是要由遠方的旅人捎來。直到某個雨夜,我接到一位陌生女子的電話,我的腳踏車鏈條捲進了清湯掛麵的裙子,我才相信這世界有可能是公平的,該輪到你時你也躲不過。

就連新竹高中的校刊,也孕育自活生生的愛情故事。故事主角,第一期總編輯陳啟德,高三才從建國中學回歸的轉學生。轉學理由只因女友讀竹女,這根本是戲裡書生赴京趕考辭官回鄉求愛千金的情節。他不像我只會縮在角落裡抱怨沒社團,他發覺堂堂竹中竟然沒有類似《建中青年》的刊物,沒多久《竹嶺》就出生了。愛情強大的後座力會產生不思議的副產品,由此可證。

校刊首期辛志平校長退休的報導,出自蔡詩萍之手。他是我們班上的賈寶玉,天生的情種,常常消失在二又三分之一月台;回來時必定帶來滿天的星星月亮和太陽。黑格爾說抒情詩的內容就是詩人本身,感情就是蔡詩萍本身。果然,他後來寫了好多痴情書,至於政治評論家和廣播主持人等頭銜,只是他飽滿情感下的副作用。我跟他的同窗友誼建立在新潮文庫的閱讀競賽上,從尼采一路追逐到赫曼.赫塞,管他看不看得懂,書多的就是贏家。我的小心機是把午餐的牛肉麵改成牛肉湯麵,幾餐下來就多了一本書。

《竹嶺》之名,應是出自當時校刊的指導老師黃祖蔭。他是江西來的才子詩人,曾經叱吒風雲的保釣大將,教我們三民主義。上課第一天,我就站起來發問,既然主義是一種思想,如今拿到課堂上來考試,還規定標準答案,這不是把思想定於一尊嗎?我當時一定是荷爾蒙雞尾酒喝太多了,滿腦子除了女孩子就是反法西斯。我已經忘了老師怎麼委婉回答。那是我倆僅有的一次互動,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課堂上發問,為了文明的一小步。沒想到三十年後,我拿到《自由時報》的文學獎,他竟然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道賀,第一句赫然就是「竹嶺樓頭憶辯難」。

那句話讓我心頭一震,在書案前當機良久。一個老師對學生的關注和包容會隱藏延續多久呢?我們當時都太年輕了,只知道埋頭往前往前衝,不懂得要回首承接一下背後的眼神。再過六年,我出了第一本長篇小說,在苗栗養病;八十多歲的他還獨自坐火車來,要我再寫一本。

只是他沒等到第二本就走了。

時間無情,如今我也走到了該包容一切青春張揚的年紀。我不想在此列舉我們班上出了多少教授、法官、外交官或企業家,那實在太功利了,也不是新竹中學存在的理由。成功很好,只是成功的故事往往好到令人起疑作嘔。其實啊,當時我們都是被升學主義填充的鴨子,但竹中畢業的總會自覺有點不同。至少,我們是會游泳會打拍子的鴨子,也是會在動員月會上發砲的「小孩雞們」。

英國人老是以伊頓公學自豪,但在我眼中,那也不過是孵育統治菁英的溫床,就算再炮製一百個鮑里斯.強森,也比不上一個在伊頓備受歧視的喬治.歐威爾。畢業生的成就,從來就不是衡量學校偉大的量尺。

所以我必須向明年一百歲的新竹中學致敬,因為你是第一所全人中學,出現在台灣還沒有全人教育這個詞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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