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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 劉思坊/脖子裡的鄉愁

2021/08/20 05:30

圖◎michun

◎劉思坊 圖◎michun

如果沒有到紐約,我可能永遠都不會經歷「中國」。這裡的「中國」當然不是政治實體的中國,也並非文化想像下的中國。對很多不懂亞洲的美國人來說,「中國」涵蓋了各種亞洲文化的整體概念,是因求方便而產生的象徵。「中國」彷彿是個快速鍵,一點下去,那些「很中國」的事物就跳出來:蒸餃小籠包、舞龍舞獅、或是藏著未來命運小紙條的幸運餅乾――即使幸運餅乾是在美國的發明。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事物,讓美國人看得眼花撩亂,也就無暇顧及其他細小的差別了。

「中國城」對不同族群的亞洲人來說,也未必等於中國,而是可以「圖個方便」的地方。想找川式辣椒醬、想買海產乾貨、想吃絲瓜蒲瓜之類的亞洲菜,通常就只能到中國人經營的超市了。偶爾,若忽然心裡想吃碗熱騰騰、漂浮著金黃蛋絲的餛飩湯,或是有著半邊腥紅辣湯,半邊清淡養生湯的麻辣鍋時,也只能往中國城找去。只是,到中國城裡找熟悉的食物雖是鄉愁特效藥,能暫時壓抑突然泛起的食物癮,卻不能搔到心裡更深處的癢。每吃一口,中國菜與台灣菜之間的差異,便會慢慢浮現出來。此時,我的胃便深刻領悟到「中國」一詞的遙遠與虛幻。

學術圈裡有個好用的詞:華語系(Sinophone)。用「華」來取代「中國」,可巧妙地避免掉「中國中心主義」。此外,華語系並非以北京官方的中文體系獨大,更強調的是華語在世界各地流變,適應當地特色後,所產生新的文化與身分。即使理論上有其深厚的反抗意義,但離開了學術論文,使用「華」字的動機通常都不是為了反抗,而是避免衝突與麻煩。

在異國生活,不管心裡有多少身分認同掙扎,有多少文化差異,生活裡已經有滿滿的挫折和焦慮,也沒有旺盛的精力在各種事上引戰,大多人選擇方便,選擇模糊,選擇繞開敏感的事物。「華人」這大傘暫時包庇了所有能說中文(或其方言)的族群,成為了大家都可接受的模糊代名詞。「你是誰?」「你來自哪裡?」「你的國家屬不屬於我的國家?」這些問題已經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些人如何在此刻、此地、努力以少數族裔的身分在異地求生存。

紐約主要有三個華人聚集的地方,這裡人多用「華埠」一詞代稱之:曼哈頓的中國城(China Town),布魯克林的八大道(the 8th Avenue),以及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三個區域相隔甚遠,至今我也只去過前兩者。曼哈頓這裡觀光客眾多,除了餐廳,也有許多賣些旅遊紀念品的小商店,物價消費較其他兩區昂貴。中國城原以廣東人居多,但後來福州人也愈來愈多,最後一大部分的廣東人遷到了布魯克林的八大道,建立起華人生活商圈。接著,福州人也跟過來了,八大道因而充斥著福州人房東與福州小吃店。我認識的幾個廣東人對這似乎不滿意:他們一邊抱怨八大道的房租漲得不像樣,打算搬到更南方的本森賀區域,一邊用著微微哀怨的口氣道:「哎,不過,福州人也早就跟著過去了。」

身為台灣人,不清楚福州人與廣東人之間的恩怨情仇。況且,不管是廣東話還是福州話,對我而言都是聽不懂的外國語。曾經進入一家福州小吃店,牆上的菜單出現了許多「撈」字,讓我困惑連連。「什麼撈?」「撈什麼?」「撈」到底是動詞還是名詞?是飯還是麵?也有一次,在地鐵上有個老婦看見我後,就像看到救星般地用簡單的英文問我:「Do you speak Chinese?」我滿腔熱血地想幫她,點頭說「Yes」。她便激動地冒出一長串如鞭炮般響亮快速的廣東話,以一種無法阻止的氣勢宣洩而出。語畢,她瞪大著眼等我回答。我尷尬地搖頭,表示不懂。她毫不客氣地翻了白眼,用中文說:「那妳為什麼騙我說會中文?」接著轉頭,走向下一個亞洲面孔的女子:「Do you speak Chinese?」

所謂的「華」,也代表著不同族群之間極大的文化差異與衝擊,不切實際的期待與失落。他鄉不會遇到故知,只會遇到離我更遠、思想價值差異更大的人。

帶給我文化衝擊的還有更多事。走在布魯克林八大道上,會被大量的「重複性」給震懾。每個街口都有從同樣的中盤商叫貨的水果攤,蔬菜攤。每幾步就看見同樣擺設的肉攤魚攤。再不就是大量的手機殼店、麵包店。這些店似乎遵循著排列組合,以不同順序但同樣的內容循序出現著。結束後就重新輪迴一次,一直延伸十幾條街。初到這裡的人恐怕會覺得自己遇到了地縛靈,眼前所見的風景如壞軌的唱片,重複播唱著,路人彷彿被困在結界裡再也走不出去。在這樣只為滿足生活基本需求而興起的商圈,所有的店都只為符合方便性而存在,店與店之間沒有任何差異,也無須貨比三家。距離是購物時唯一的考量,離家最近的店就是會去的店,如此而已。魚販喊著聽不懂的叫賣聲,街邊滿溢著路人隨手丟棄的垃圾,在巷口等紅綠燈等到不耐煩的車傳出連環的尖銳喇叭聲,這些喧鬧庸俗的市井之氣,竟讓我產生疏離陌生之感。倒不是記憶裡的故鄉有多美好多文明,而是這裡的亂與髒,是以我全然不熟悉的方式進行的。美國是異國,而這裡則是又更遠的另一個異國。

再次頻繁地回到陌生的布魯克林八大道,是我的脖子壞掉以後。

就像電影《河流》裡的李康生,有一天睡醒後,我的脖子便開始疼痛,完全不能左轉。李康生在台灣的街頭巷尾嘗試各種傳統民俗療法和現代醫學的檢查診斷,可惜皆無效。老父只好荒謬地坐在機車後座扶著他的頭顱,跟著他去看醫生、求神問卜。我的頭顱雖沒傾斜得那麼嚴重,無人攙扶也能行走自如,但也如小康般在現代醫院和傳統按摩院繞了一圈,一樣也無明顯效果。

跟著網路上的評價,我找到了這間位於八大道地下室的物理治療診所。主事的醫生是台灣人,但整間診所卻像個小型聯合國般,什麼樣背景的人都有。一排布簾隔絕了每床病人的視線,然而,各種語言卻在空氣裡交叉滲透:左床的婦人與治療師說的是福州話,右床的老先生說的又是廣東話。有時我也聽見診所裡的穆斯林女醫生和另一位穆斯林女病患用英文一起抱怨齋戒期過後,女人得準備盛宴的疲勞感:「忙了那麼久,做了那麼多菜,最後還不是也吃不完……」

我的治療師是台山人,和我溝通的時候說所謂的中文普通話。有些字我聽不太明白,如「華裔」,都發成「華玉」,但其他的溝通倒是流暢無礙。他總愛把其他病患和醫生的故事都跟我說,我想我的事哪天也會被他說去。那次他說:「有個跟妳年紀一樣大的台灣女生,也是嫁了個老外,啊,那個老外啊,不願意跟她搬回台灣。他們就每天吵啊鬧啊。」

「那我相反,我先生吵著想回台灣,他愛吃。」我說。

下一週見面,他又跟我說:「有個跟妳年紀一樣大的台灣女生,也是嫁了個老外,啊,那個老外啊,每天都吵著回台灣,他愛吃。」

我沒有質問,也沒有辯解,任他把張冠李戴的故事說完。

我的脖子歷經密集的電療、推拿、拔罐、針灸,還不到需要求神問卦,就已經稍有起色。但每次只要出門吹到了風,鬆開的筋骨就會再次縮回去。那時我就會想起電影裡李康生被剃了平頭,坐在醫院走廊間,父親母親沒認出他而快速走過後,忽然崩潰痛哭的畫面。他開始敲打自己的脖子,敲打自己的頭。彷彿,壞掉的人,只能一直不斷地壞掉,不如現在就親手毀了他吧。得了怪病,不管怎樣努力都徒然無功,最終被整個世界遺棄,獨留自己在沒人能體會的病痛裡折磨。

等我再次出現在診療間,經驗老道的治療師馬上發現:「又吹風了喔?」

「但我看也沒辦法,紐約就是風大。這種病就是季節性的,不然就是地域性的。」他繼續說。

這彷彿意味著,我的脖子裡住著個喜歡熱帶氣候的小人,天氣一變冷就神經病般拿斧頭往我的神經處伐去。他睡醒了,發現自己在人生地不熟的紐約,就發起脾氣拿磚頭往我的骨頭擲去。他憤恨地提醒我他的存在與欲望。

嘿,你到底要什麼?我還真想把他從脖子裡挖出來質問。

「我跟妳保證,妳離開紐約,這病就會好了。」

「回台灣去住幾個月,一定馬上就好了。」

我聽見治療師和脖子裡的小人同時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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