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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說母語.粵語篇】 廖偉棠/無語,母乳,父語,母語

2021/05/30 05:30

圖◎川貝母

◎廖偉棠 圖◎川貝母

其實,我的母語不是「標準的」粵語,比如說「母語」二字的發音,粵語標準發音是和「母魚」一樣的,但在我的母語「新興話」(粵語的粵西分支)裡面,它和「無語」的發音一樣。

無語。它的確漸漸成為只屬於我母親的語言,家裡只有老母親不時說點新興話,而父親――這個五歲就離開新興去了香港的男孩――則只會在調侃她的時候說幾句他所記得的,我祖母的語言――他,做為一個香港人,將之稱之為「鄉下話」。

我則是十一歲的時候離開家鄉和母語。努力學習「父語」香港話,它其實也不是「標準的粵語」,後者曾被限定為「廣府話」(以廣州的發音為準)。但在我少年時的第一感覺中,已經判定前者是更為「摩登」,不只是因為它大量融匯英語,更因為它以流行曲、電影這些為載體而變化萬千,總之對於受不了早已被毛澤東語體汙染的廣州話的我,香港話是活著的語言。

我成為父親之後,因為兒子一度沉迷學習粵劇,我也喚起自己的童年記憶。原來影響我的粵語乃至對語言的認識的,是粵劇。我的姑姑是香港粵劇演員(任劍輝和白雪仙的徒弟、「雛鳳鳴」劇團的言雪芬),也許受她感染家中一直都喜歡看粵劇、聽粵曲,除了粵音,粵劇還給予了我最早的文言滋養――編劇家唐滌生成了我最早的古文學啟蒙,那些才子佳人、離合劍釵,和我從小耽讀的《紅樓夢》與唐詩宋詞一拍即合,而且就讓我知道詩是可以唱的。

尤其是用粵語唱。粵語遠離王朝更迭的中心,所謂山高皇帝遠,得以保留許多古音。從小我讀詩喜歡讀出聲來,發現要是普通話讀不押韻的詩句,用廣東話讀會押韻,廣東話讀都不押韻的,用我的母語新興話讀就押韻了。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母語的神奇,你道是荒僻,我道是存古。

去到香港,便接觸到更為根源性的「地水南音」。我第一次聽南音,就是1997年黃秋生在旺角一個球場上的即興演出,他演唱黑鳥樂隊的歌曲〈南音:香港史話〉,當然是搖滾版本的。1997年關於香港的主流敘述(無論大陸還是香港本土的),被這首左翼無政府主義立場的史詩顛覆著。後來聽到地水南音大師杜煥的《失明人杜煥憶往》,明白到地水南音本來就擅長即興改編時事、歷史入詩,並融入個人經歷的劫難榮辱,名曲〈客途秋恨〉也是如此。日後我寫近代史,始終不忘這種大小歷史的圓融和變奏、偏離。

粵劇、南音滋養我,如我母乳。無論在廣府話、香港話還是新興話裡,「母語」的讀音都和「母乳」一樣。她也許不會念茲在茲地跟隨我,但在某些時刻,她依然在我的舌頭上施魔法,似乎尚未嚥下的一口母乳。

十幾年前,我去挪威奧斯陸,恰好是國際勞動節五月一日,一些剛剛認識的挪威爵士樂音樂家們邀請我參與他們的詩歌之夜。一開始是多國語言輪唱〈國際歌〉,恰巧我記得黑鳥樂隊版本的粵語國際歌,比中共刪減過的普通話版要多一些強調個人自由的內容。唱完〈國際歌〉,配樂突然從高亢下沉,繼而婉轉奏出《平湖秋月》,我讀了我在巴黎寫的〈除夕夜夢周氏兄弟〉,然後很自然地就著《平湖秋月》的旋律唱起了粵曲《游龍戲鳳》……

奧斯陸的酒吧裡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在唱什麼,即使唯一的一個華裔薩克斯手李鐵橋也聽不懂,他是湖南人。然而那一刻我非常平靜、自得,三十歲時那些動盪、遊走世界各地的漂泊感,一下得到安慰。挪威人聽眾似乎也感受到了,回以北歐的靜謐。

《游龍戲鳳》的唱詞其實大俗,甚至輕佻,卻給《平湖秋月》帶來了許多風流和煙火氣。其實粵語文化何嘗不是,我尤其喜歡五十年代香港的風流,是一種老派風流,我想像中,長得滿帥而妻子長期在粵西鄉下的我大伯父甚至爺爺,都有那麼一種風流,他們和葉問一樣,都是過氣的「西關大少」,戰亂和突然的貧窮教育了他們,讓他們克己奉禮之餘,依然保有廣東人那種硬頸、頑皮、不服氣。

有一句廣東俗語:「師傅教落:錯就要認,打就企定。」就是說無論為何爭執,雙方都應克己、承擔,有錯沒錯都要企定(站好了)。師傅又云:「食得鹹魚抵得渴。」就是子曰求仁得仁的意思。這種精神使得廣東人的執著不是任性,而是充滿責任感的「硬淨」,講究無條件的傳承,也講究生存之道的變通,這幾十年粵語文化在廣州的流傳和復活,多得一些這樣的「硬淨」廣東人的承擔。

那個時代,父親喜歡聽的許冠傑的俗語諷刺歌曲、林子祥乃至區瑞強他們的城市民歌,是我的白話文滋養;他們的「鬼馬」和溫柔敦厚,再加上黃霑、鄧偉雄、盧國沾等詞人所填寫的武俠歌的俠骨逍遙,諸如「萬水千山縱橫,豈懼風急雨翻;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霜杯雪盞」、「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磊落志,天地心,傾出摯誠不會悔」這些廣闊豪邁氣息,這些都是大陸的戰狼教育和奴化教育完全不可能有的。

不過,這些都是我的「父語」帶給我的,洋溢著濃濃的雄性荷爾蒙。

母親這邊,始終是弱勢,她的語言漸漸掩隱在廚房的煙火和傍晚的絮叨裡。而且隨著我們愈來愈遠離故鄉,她就像《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裡的越南媽媽,一方面失語,一方面有了更強的表達欲望。我也難忘她有兩次因為我的作品落淚,一次是我十九歲出版第一本詩集《永夜》,她讀到我寫她早逝的父親的詩的時候;一次是我二十九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她讀到那篇寫「我母」的私情的小說的時候。也許她始終期待著我為母代語。

《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中引羅蘭.巴特說:「世間沒有兩種東西的關係是恆常愉悅。作者有,那就是他與他的母語。」但作者王鷗行反問:「如果你的母語發育不良呢?如果它不僅象徵空無,本身就是空無呢?如果說母語的舌頭被剪斷了呢?」我所意識到的母語還不至於被剪斷舌頭,但也朦朧融化在我為了「父語」的鬥爭之中了。

去年寫過一首詩〈愛爾蘭語〉,最後兩段是這樣的:

直至我們都學會了

鄰居用唇語教我們的隱喻

直到所有的絕食被強行灌食

我們才在一夜之間

成為香港人

然後母魚在我們唇上死去

我們開口,就是

愛爾蘭的暴雨

它是所有被縫上雙唇的人

共有的母語

這寫的是我對一種新的「母語」認同概念的想像――正如「生出自己的母親」這一文化隱喻,即便我們的語言變成無語、變成唇語,我們也要說出我們所遇見的暴雨。這是母語已遠的我,最迫切要解決的詩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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