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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說母語．粵語篇】 廖偉棠／無語，母乳，父語，母語
圖◎川貝母
◎廖偉棠 圖◎川貝母
其實，我的母語不是「標準的」粵語，比如說「母語」二字的發音，粵語標準發音是和「母魚」一樣的，但在我的母語「新興話」（粵語的粵西分支）裡面，它和「無語」的發音一樣。
無語。它的確漸漸成為只屬於我母親的語言，家裡只有老母親不時說點新興話，而父親――這個五歲就離開新興去了香港的男孩――則只會在調侃她的時候說幾句他所記得的，我祖母的語言――他，做為一個香港人，將之稱之為「鄉下話」。
我則是十一歲的時候離開家鄉和母語。努力學習「父語」香港話，它其實也不是「標準的粵語」，後者曾被限定為「廣府話」（以廣州的發音為準）。但在我少年時的第一感覺中，已經判定前者是更為「摩登」，不只是因為它大量融匯英語，更因為它以流行曲、電影這些為載體而變化萬千，總之對於受不了早已被毛澤東語體汙染的廣州話的我，香港話是活著的語言。
我成為父親之後，因為兒子一度沉迷學習粵劇，我也喚起自己的童年記憶。原來影響我的粵語乃至對語言的認識的，是粵劇。我的姑姑是香港粵劇演員（任劍輝和白雪仙的徒弟、「雛鳳鳴」劇團的言雪芬），也許受她感染家中一直都喜歡看粵劇、聽粵曲，除了粵音，粵劇還給予了我最早的文言滋養――編劇家唐滌生成了我最早的古文學啟蒙，那些才子佳人、離合劍釵，和我從小耽讀的《紅樓夢》與唐詩宋詞一拍即合，而且就讓我知道詩是可以唱的。
尤其是用粵語唱。粵語遠離王朝更迭的中心，所謂山高皇帝遠，得以保留許多古音。從小我讀詩喜歡讀出聲來，發現要是普通話讀不押韻的詩句，用廣東話讀會押韻，廣東話讀都不押韻的，用我的母語新興話讀就押韻了。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母語的神奇，你道是荒僻，我道是存古。
去到香港，便接觸到更為根源性的「地水南音」。我第一次聽南音，就是1997年黃秋生在旺角一個球場上的即興演出，他演唱黑鳥樂隊的歌曲〈南音：香港史話〉，當然是搖滾版本的。1997年關於香港的主流敘述（無論大陸還是香港本土的），被這首左翼無政府主義立場的史詩顛覆著。後來聽到地水南音大師杜煥的《失明人杜煥憶往》，明白到地水南音本來就擅長即興改編時事、歷史入詩，並融入個人經歷的劫難榮辱，名曲〈客途秋恨〉也是如此。日後我寫近代史，始終不忘這種大小歷史的圓融和變奏、偏離。
粵劇、南音滋養我，如我母乳。無論在廣府話、香港話還是新興話裡，「母語」的讀音都和「母乳」一樣。她也許不會念茲在茲地跟隨我，但在某些時刻，她依然在我的舌頭上施魔法，似乎尚未嚥下的一口母乳。
十幾年前，我去挪威奧斯陸，恰好是國際勞動節五月一日，一些剛剛認識的挪威爵士樂音樂家們邀請我參與他們的詩歌之夜。一開始是多國語言輪唱〈國際歌〉，恰巧我記得黑鳥樂隊版本的粵語國際歌，比中共刪減過的普通話版要多一些強調個人自由的內容。唱完〈國際歌〉，配樂突然從高亢下沉，繼而婉轉奏出《平湖秋月》，我讀了我在巴黎寫的〈除夕夜夢周氏兄弟〉，然後很自然地就著《平湖秋月》的旋律唱起了粵曲《游龍戲鳳》……
奧斯陸的酒吧裡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在唱什麼，即使唯一的一個華裔薩克斯手李鐵橋也聽不懂，他是湖南人。然而那一刻我非常平靜、自得，三十歲時那些動盪、遊走世界各地的漂泊感，一下得到安慰。挪威人聽眾似乎也感受到了，回以北歐的靜謐。
《游龍戲鳳》的唱詞其實大俗，甚至輕佻，卻給《平湖秋月》帶來了許多風流和煙火氣。其實粵語文化何嘗不是，我尤其喜歡五十年代香港的風流，是一種老派風流，我想像中，長得滿帥而妻子長期在粵西鄉下的我大伯父甚至爺爺，都有那麼一種風流，他們和葉問一樣，都是過氣的「西關大少」，戰亂和突然的貧窮教育了他們，讓他們克己奉禮之餘，依然保有廣東人那種硬頸、頑皮、不服氣。
有一句廣東俗語：「師傅教落：錯就要認，打就企定。」就是說無論為何爭執，雙方都應克己、承擔，有錯沒錯都要企定（站好了）。師傅又云：「食得鹹魚抵得渴。」就是子曰求仁得仁的意思。這種精神使得廣東人的執著不是任性，而是充滿責任感的「硬淨」，講究無條件的傳承，也講究生存之道的變通，這幾十年粵語文化在廣州的流傳和復活，多得一些這樣的「硬淨」廣東人的承擔。
那個時代，父親喜歡聽的許冠傑的俗語諷刺歌曲、林子祥乃至區瑞強他們的城市民歌，是我的白話文滋養；他們的「鬼馬」和溫柔敦厚，再加上黃霑、鄧偉雄、盧國沾等詞人所填寫的武俠歌的俠骨逍遙，諸如「萬水千山縱橫，豈懼風急雨翻；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霜杯雪盞」、「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磊落志，天地心，傾出摯誠不會悔」這些廣闊豪邁氣息，這些都是大陸的戰狼教育和奴化教育完全不可能有的。
不過，這些都是我的「父語」帶給我的，洋溢著濃濃的雄性荷爾蒙。
母親這邊，始終是弱勢，她的語言漸漸掩隱在廚房的煙火和傍晚的絮叨裡。而且隨著我們愈來愈遠離故鄉，她就像《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裡的越南媽媽，一方面失語，一方面有了更強的表達欲望。我也難忘她有兩次因為我的作品落淚，一次是我十九歲出版第一本詩集《永夜》，她讀到我寫她早逝的父親的詩的時候；一次是我二十九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她讀到那篇寫「我母」的私情的小說的時候。也許她始終期待著我為母代語。
《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中引羅蘭．巴特說：「世間沒有兩種東西的關係是恆常愉悅。作者有，那就是他與他的母語。」但作者王鷗行反問：「如果你的母語發育不良呢？如果它不僅象徵空無，本身就是空無呢？如果說母語的舌頭被剪斷了呢？」我所意識到的母語還不至於被剪斷舌頭，但也朦朧融化在我為了「父語」的鬥爭之中了。
去年寫過一首詩〈愛爾蘭語〉，最後兩段是這樣的：
直至我們都學會了
鄰居用唇語教我們的隱喻
直到所有的絕食被強行灌食
我們才在一夜之間
成為香港人
然後母魚在我們唇上死去
我們開口，就是
愛爾蘭的暴雨
它是所有被縫上雙唇的人
共有的母語
這寫的是我對一種新的「母語」認同概念的想像――正如「生出自己的母親」這一文化隱喻，即便我們的語言變成無語、變成唇語，我們也要說出我們所遇見的暴雨。這是母語已遠的我，最迫切要解決的詩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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