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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說母語.日語篇】 木下諄一/母語之於我

2021/05/29 05:30

圖◎郭鑒予

◎木下諄一 圖◎郭鑒予

從名字一望即知,我是日本人,日語是我的母語。

對台灣人而言,日語等於日本電視新聞播報員口中,那如同教學錄音帶所播放的標準語。簡而言之,指的是東京話。

但,精確地說,日本各地也有所謂的方言。雖然不至於像中國話那樣、不同方言之間幾乎無法溝通的程度,但日語的各個方言間,確實存在著微妙的差異。像台語一樣,各地有各地特有的腔調,藏身於那細微的地方,一聽便讓人感受不同。如果連方言都列入考慮的話,那麼,哪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

我出生於日本的愛知縣,距離名古屋市車程約三十分鐘的地方。其他地區的日本人對名古屋話的印象,總會以「喵——喵——」來模仿,形容它是「猶如貓叫聲一般的語言」。其實我在幼童時期,並不太能夠流利地說出名古屋話。我的雙親來自神戶,習慣講關西話(正確來說是神戶話);加上童年住在父親公司的員工宿舍,左右鄰居大多是從關西來的人,所以自出生以來,我一直講著關西話。

上小學之後,我的生活開始發生了變化。同校同學幾乎全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孩子,想當然耳,校園中聽到的清一色是名古屋的方言。只要有人說著不同的語言,鐵定成為大家攻訐的對象。小孩子的社會是殘酷的,一逮到機會,發動無情的炮火強力猛攻是常有的事,又有誰會替誰留情面?為了不讓關西話溜出嘴,我時時刻刻注意自己說的每一句話。然而,百密必有一疏,偶爾在興奮的時候,關西話會無意間從口中冒出來,自己也嚇一跳。

氣氛一下子轉變,周遭突然安靜下來。

此時的我,為了趕快化解那尷尬的氣氛,於是在同學面前賣力耍寶搞笑。

幾次經驗下來,在學校的我,關西話便已完全封口。每天豎起耳朵,注意聽同學說的一字一句,努力把名古屋話學會。沒過多久,便能夠以一樣的語言與同學自在地聊天談笑,愉快地互動,友情與日俱增。

回到家之後,一如既往,說著自幼熟悉的關西話。下意識覺得如果不這麼做,對奶奶和父母是非常不尊敬的。總之,這兩種語言在我的童年中,是依據場合,靈活地轉換使用。

到了上大學的年紀,離開家鄉,遠赴東京求學,我開始講著標準話。這段轉變的過程歷時相當短,印象中不到一個月;而我的名古屋話和關西話,也在這一個月當中,被好好地收藏在心底深處的抽屜裡。自此之後,我的母語變成了標準語。不,正確地說,大約百分之九十是標準語;而那剩下的百分之十,是放在抽屜裡忘記鎖好的名古屋話和關西話混合而成的。從那時起,至今這麼多年,一直如此。

十九歲,我與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語言相遇。

中國話。

那年,我第一次來到台灣。周邊的人彼此說著中國話,開懷地笑著。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一點也聽不懂。似乎是回到當年一開始在東京生活時,聽見東京人們所說的話,與我所知的鄉下土話有所不同而感到不適應;而這一次根本是天差地別,無法與之相比,完完全全不能溝通。

我對他們說的話十分好奇,於是幻想著——要是我也會說中國話,便可以跟他們一起聊天,甚至能更深入地交流,了解對方的想法。這念頭成為我學習中文的契機。

在學習中文會話的過程中,可以說幾乎沒有感到困難。我的聽力一向很好,這是原因之一;現在回想,小時候為了不要在老師同學面前露出馬腳,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用心觀察與聆聽、拚命學習名古屋話,於是自然而然訓練出聽力分辨的能力,這對於日後在學習中文這個新語言上,也許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反倒是在開始使用中文寫作,不斷碰壁、深感挫折之際,才意識到母語的存在,以及它對我的影響。

我正式開始以中文書寫文章,是在來台約三十年後的2009年、決定參加台北文學獎徵文活動的時候。

要以母語以外的語言寫作,那可絕對不是件輕鬆容易的事,好比是下令指揮我的左手——非慣用手——提筆寫字畫畫,總是難以恰當施力、畫不好曲線,或是把字寫得歪七扭八,而只能滿心焦急。明明內心有很多情緒與想法,卻常常受困於自身對中文的表現手法匱乏,以致於不能盡情且完美表達。接連受挫、處處不如人意的結果,煩躁之感油然而生。

既是如此,那我又是如何克服此困境呢?很簡單,不管三七二十一,寫就對了。我很清楚自己的中文能力——要寫到自己能夠點頭滿意的程度,是壓根兒做不到的,那就乾脆放手。以母語以外的語言寫作時,若不抱著這種馬虎態度,大概很難完成。「寫好之後再請母語人士幫忙修改潤飾」,這樣的心態一路支持我走到最後。若一心執著於外文的精準完美,寫著寫著自己也會痛苦不堪。

持續以中文寫作的結果,漸漸發現自己的文章不但愈寫愈流暢,對文字的駕馭也愈來愈得心應手。正是因為起步時的能力低淺,反而更能從中感受到「愈寫愈進步」的感覺。這實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在完成第一本中文作品《蒲公英之絮》小說之後,我集結在《自由時報》連載的散文,出版散文集《隨筆台灣日子》。中文寫作對於這時候的我來說,較第一本書時輕鬆許多。接著在2020年十月,我又發表了第三本中文作品《記憶中的影子》,這本小說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加上潤稿大約是四個月左右。回顧當年寫《蒲公英之絮》,整整費時一年三個月,現在確實是大有進步。

而今我的生活,是日文和中文兩者交互使用。若問起我的母語是哪一種,正如前面所說的,是日文。但,很意外地,這兩種語言對我並沒有明顯的界線。

尤其是在我用電腦的時候。每天花上數個鐘頭在電腦前面,不停地在日文與中文輸入法之間來來回回切換,已經沒有辦法計算出究竟是用哪一種語言的時間比較多。最近這半年,大概是使用中文比較多吧。能夠依據當時的需要,在兩種語言間來去自如,連自己都很佩服自己。

當我寫本篇文章的時候,邊寫邊認真地思考母語對我的意義,才發現母語的概念在我心中原來是那麼地淡薄。或許是因為從小受到不同環境、不同方言相互夾雜的影響,養成我總以順應當時所處的環境為優先,盡快學會當地語言之故。

這樣的人生經歷,成為我生活與工作上的極大助力,而不是阻力。只不過,換個角度來看,母語之於我,並沒有特別濃厚的情感。

曾聽說過台灣人之間講著台灣話,會產生特別的親切感而拉近彼此距離;之前我到苗栗演講,在場的聽眾們用客家話聊得非常開心,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之間深厚的情誼。說到這兒,想起我的父母,離開成長的故鄉、在愛知縣居住近六十年,仍然是一口關西話,連出門在外也絲毫不改鄉音,完全是一副以「身為關西人」為傲的模樣。

看著他們,一股寂寥吹入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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