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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家庭plus】〈台灣人在世界角落〉無國界醫生 走進烽火城市
許彥鈞醫師在伊拉克醫院的康復者紀念牆前留影。
文／世界微光 照片提供／許彥鈞
2019年10月，伊拉克發生大規模示威，青年們湧入首都巴格達交通要道，抗議政府貪腐、公共建設效能低落和高失業率。短短一週內，已造成上百人死亡、6000多人受傷。
那時，許彥鈞人在巴格達，身為「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簡稱MSF）組織一員，他的首次任務，因著這場抗爭，一開始就充滿變數。
戰後百廢待興的伊拉克摩蘇爾，損毀的建築中仍殘留許多詭雷和爆裂物等待清理。攝於2018年4月。（照片／無國界醫生Sacha Myers）
〈首次任務〉戰火衝突 醫療資源有限
「我才降落在杜拜轉機，就接到伊拉克『無國界醫生』人員的電話，說飛機可能因抗爭而無法順利降落巴格達，請我嘗試改飛其他城市。」當他終於抵達巴格達，囿於宵禁和道路管制，許彥鈞仍在巴格達停留約一週，才繼續移動到任務地點──伊拉克的北部城市摩蘇爾（Mosul）。
諸如此類的變化，其實是「無國界醫生」任務的常態。由於任務地點多為曾經或正在經歷戰火衝突、疫病蔓延之地，現場充滿各種不確定，得保持對變動的接受度，以及對環境的適應力。
身為麻醉科醫師，許彥鈞對「變動」並不陌生，「平時工作就處在變動快速的環境，也常有機會與不同領域或不同意見的人共事。因此，即便第一趟任務在許多非預期的情況中展開，我依然對現場充滿期待。」
「醫院手術室由貨櫃搭建而成，空間狹小，如果病人情況危急，其實沒有多餘空間讓更多醫療人員進到手術室急救。因此我必須想好各種應變方案。」許彥鈞舉例，當地血液是從其他醫院叫來，無法長期儲存，「如果叫太多，會浪費血液；如果叫太少，一旦病人需要大量輸血，又可能會不夠。所以必須仔細評估、擬訂計畫，不要讓病人在手術中發生無法處理的危險。」
另外，由於藥物補給線很長，有時會出現某些藥物短缺，必須用其他藥物替代。「在台灣，我們常是在幾個好的藥物選項裡，選擇『最好』；但在摩蘇爾，我思考的是如何用有限資源，找到讓病人生命不會陷入危險、又能維持一定醫療品質的做法。」
許彥鈞與伊拉克的手術室團隊合影。
〈再次投入〉城市封鎖 也鎖住未來
與病人交談間，許彥鈞發現，幾乎每個人家裡都有人因戰爭而死亡，「甚至當地同事也有家人過世，他們所經歷的事情，真的很令人震驚。」即便如此，有些病人依然會和他說笑，「雖然背負沉重過去，他們仍找到了面對未來生活的方法。」
許彥鈞眼中的摩蘇爾，正奮力走出戰爭陰影。但他在第二趟任務所在地──加薩，則有不一樣的看見。
2020年10月，許彥鈞前往巴勒斯坦的加薩，展開為期八週的任務；相較於前次，這次多了一項更難應變的因素：新冠肺炎。
當時，加薩的新冠肺炎疫情正處於上升階段，許彥鈞和同事必須做好醫院管控，盡量減低病人感染風險。
許彥鈞在加薩工作的醫院，是「無國界醫生」為治療「回歸大遊行」（Great March of Return）所造成的傷者而開設。2018年，在以色列建國70週年紀念日前，巴勒斯坦人以「回歸大遊行」為號召，在加薩邊境發起抗議活動，以色列則回以軍事鎮壓，最終造成180人死亡、23,000人受傷。
由於參與抗議示威者多是20幾歲青年，許彥鈞接觸的病患也以這個年齡層居多，「他們的手腳遭受嚴重傷害，甚至傷到神經，即使我們把傷口處理好，這些患者仍可能留有慢性或永久性的疼痛，較難從事穩定工作，也很難為家庭和國家提供生產力。」
雖然在加薩，許彥鈞可以自由行動，不像在摩蘇爾只能移動於宿舍和醫院兩地之間，但是政治情勢的壓迫，以及世紀之疫的籠罩，反而令他眼中的加薩，多了幾分沉重和絕望。
加薩的手術室團隊以自製的壓克力隔絕箱，演練處理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程序。
〈戰地VS.台灣〉地點轉換 醫者心志不變
兩趟任務，讓許彥鈞看見世界不同角落的生活，也能與來自不同文化、講著不同語言的同仁共事，「能在日常之中，用一段時間轉換到另一場域工作，我認為是人生中難得的經驗。」
提到一開始加入「無國界醫生」的原因，許彥鈞說，自己原本就喜愛旅遊，特別喜歡在旅程中與當地人交流、了解當地文化和歷史。「當住院醫師的時候，聽到『無國界醫生』這個名稱，就被吸引了，覺得應該會是一種適合自己的工作型態，便把它排入我的人生清單裡。」之後數年，許彥鈞一直在大醫院工作，但不時想起這項尚未完成的心願，直到2019年，他終於有機會申請「無國界醫生」的任務。
任務期間，許彥鈞和其他「無國界醫生」外國同事不只一起工作，也住在同一棟宿舍，「團體生活、文化思維，甚至是講英文的口音，這些都是在執行醫療任務之外，我們必須適應的層面。」許彥鈞還記得，他在摩蘇爾合作的第一位外科醫師是海地人，英文帶有濃厚口音，「起初我常聽不懂他講的內容，需要反覆和他確認，不過大約過一兩週後，我們就能溝通無礙了。」
此外，他在行前常被提醒要留意與穆斯林相處的分際，實際和伊拉克同事相處後，許彥鈞反倒覺得沒有那麼多限制。「我認為還是有所謂『普世價值』存在，他們和我的想法並沒有太大差異，只是信仰某程度形塑了他們的思考方式。」像是當地人常常20幾歲就已結婚生子，當伊拉克同事聽到許彥鈞還沒有小孩，都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這些跨文化的交流，無形中也稍稍改變了許彥鈞的思維，「很多人會問我，加入『無國界醫生』帶給我哪些轉變，其實多數改變都是潛移默化之間發生，很難具體說明。對我而言，比較像是在『台灣醫生』和『無國界醫生』兩種身分中轉換，身處哪個角色，就做好那個角色的職責。不過，我相信自己思考的方式一定有改變，像我現在有時碰到一些事情，就會想：如果是我在伊拉克遇到的同事們，他們會如何思考這件事？」
無論是「台灣醫生」還是「無國界醫生」，許彥鈞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在所謂「有資源的地方」還是「資源不足的地方」，醫者都必須抱著全力以赴的心志，將自己的角色活至極致──或許說，這才是「醫者」之所以身為「醫者」的原因。
處於加薩抗爭動亂之中的兒童。（照片／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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