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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plus】〈台灣人在世界角落〉無國界醫生 走進烽火城市

2021/04/17 05:30

許彥鈞醫師在伊拉克醫院的康復者紀念牆前留影。

文/世界微光 照片提供/許彥鈞

2019年10月,伊拉克發生大規模示威,青年們湧入首都巴格達交通要道,抗議政府貪腐、公共建設效能低落和高失業率。短短一週內,已造成上百人死亡、6000多人受傷。

那時,許彥鈞人在巴格達,身為「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簡稱MSF)組織一員,他的首次任務,因著這場抗爭,一開始就充滿變數。

戰後百廢待興的伊拉克摩蘇爾,損毀的建築中仍殘留許多詭雷和爆裂物等待清理。攝於2018年4月。(照片/無國界醫生Sacha Myers)

〈首次任務〉戰火衝突 醫療資源有限

「我才降落在杜拜轉機,就接到伊拉克『無國界醫生』人員的電話,說飛機可能因抗爭而無法順利降落巴格達,請我嘗試改飛其他城市。」當他終於抵達巴格達,囿於宵禁和道路管制,許彥鈞仍在巴格達停留約一週,才繼續移動到任務地點──伊拉克的北部城市摩蘇爾(Mosul)。

諸如此類的變化,其實是「無國界醫生」任務的常態。由於任務地點多為曾經或正在經歷戰火衝突、疫病蔓延之地,現場充滿各種不確定,得保持對變動的接受度,以及對環境的適應力。

身為麻醉科醫師,許彥鈞對「變動」並不陌生,「平時工作就處在變動快速的環境,也常有機會與不同領域或不同意見的人共事。因此,即便第一趟任務在許多非預期的情況中展開,我依然對現場充滿期待。」

「醫院手術室由貨櫃搭建而成,空間狹小,如果病人情況危急,其實沒有多餘空間讓更多醫療人員進到手術室急救。因此我必須想好各種應變方案。」許彥鈞舉例,當地血液是從其他醫院叫來,無法長期儲存,「如果叫太多,會浪費血液;如果叫太少,一旦病人需要大量輸血,又可能會不夠。所以必須仔細評估、擬訂計畫,不要讓病人在手術中發生無法處理的危險。」

另外,由於藥物補給線很長,有時會出現某些藥物短缺,必須用其他藥物替代。「在台灣,我們常是在幾個好的藥物選項裡,選擇『最好』;但在摩蘇爾,我思考的是如何用有限資源,找到讓病人生命不會陷入危險、又能維持一定醫療品質的做法。」

許彥鈞與伊拉克的手術室團隊合影。

〈再次投入〉城市封鎖 也鎖住未來

與病人交談間,許彥鈞發現,幾乎每個人家裡都有人因戰爭而死亡,「甚至當地同事也有家人過世,他們所經歷的事情,真的很令人震驚。」即便如此,有些病人依然會和他說笑,「雖然背負沉重過去,他們仍找到了面對未來生活的方法。」

許彥鈞眼中的摩蘇爾,正奮力走出戰爭陰影。但他在第二趟任務所在地──加薩,則有不一樣的看見。

2020年10月,許彥鈞前往巴勒斯坦的加薩,展開為期八週的任務;相較於前次,這次多了一項更難應變的因素:新冠肺炎。

當時,加薩的新冠肺炎疫情正處於上升階段,許彥鈞和同事必須做好醫院管控,盡量減低病人感染風險。

許彥鈞在加薩工作的醫院,是「無國界醫生」為治療「回歸大遊行」(Great March of Return)所造成的傷者而開設。2018年,在以色列建國70週年紀念日前,巴勒斯坦人以「回歸大遊行」為號召,在加薩邊境發起抗議活動,以色列則回以軍事鎮壓,最終造成180人死亡、23,000人受傷。

由於參與抗議示威者多是20幾歲青年,許彥鈞接觸的病患也以這個年齡層居多,「他們的手腳遭受嚴重傷害,甚至傷到神經,即使我們把傷口處理好,這些患者仍可能留有慢性或永久性的疼痛,較難從事穩定工作,也很難為家庭和國家提供生產力。」

雖然在加薩,許彥鈞可以自由行動,不像在摩蘇爾只能移動於宿舍和醫院兩地之間,但是政治情勢的壓迫,以及世紀之疫的籠罩,反而令他眼中的加薩,多了幾分沉重和絕望。

加薩的手術室團隊以自製的壓克力隔絕箱,演練處理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程序。

〈戰地VS.台灣〉地點轉換 醫者心志不變

兩趟任務,讓許彥鈞看見世界不同角落的生活,也能與來自不同文化、講著不同語言的同仁共事,「能在日常之中,用一段時間轉換到另一場域工作,我認為是人生中難得的經驗。」

提到一開始加入「無國界醫生」的原因,許彥鈞說,自己原本就喜愛旅遊,特別喜歡在旅程中與當地人交流、了解當地文化和歷史。「當住院醫師的時候,聽到『無國界醫生』這個名稱,就被吸引了,覺得應該會是一種適合自己的工作型態,便把它排入我的人生清單裡。」之後數年,許彥鈞一直在大醫院工作,但不時想起這項尚未完成的心願,直到2019年,他終於有機會申請「無國界醫生」的任務。

任務期間,許彥鈞和其他「無國界醫生」外國同事不只一起工作,也住在同一棟宿舍,「團體生活、文化思維,甚至是講英文的口音,這些都是在執行醫療任務之外,我們必須適應的層面。」許彥鈞還記得,他在摩蘇爾合作的第一位外科醫師是海地人,英文帶有濃厚口音,「起初我常聽不懂他講的內容,需要反覆和他確認,不過大約過一兩週後,我們就能溝通無礙了。」

此外,他在行前常被提醒要留意與穆斯林相處的分際,實際和伊拉克同事相處後,許彥鈞反倒覺得沒有那麼多限制。「我認為還是有所謂『普世價值』存在,他們和我的想法並沒有太大差異,只是信仰某程度形塑了他們的思考方式。」像是當地人常常20幾歲就已結婚生子,當伊拉克同事聽到許彥鈞還沒有小孩,都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這些跨文化的交流,無形中也稍稍改變了許彥鈞的思維,「很多人會問我,加入『無國界醫生』帶給我哪些轉變,其實多數改變都是潛移默化之間發生,很難具體說明。對我而言,比較像是在『台灣醫生』和『無國界醫生』兩種身分中轉換,身處哪個角色,就做好那個角色的職責。不過,我相信自己思考的方式一定有改變,像我現在有時碰到一些事情,就會想:如果是我在伊拉克遇到的同事們,他們會如何思考這件事?」

無論是「台灣醫生」還是「無國界醫生」,許彥鈞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在所謂「有資源的地方」還是「資源不足的地方」,醫者都必須抱著全力以赴的心志,將自己的角色活至極致──或許說,這才是「醫者」之所以身為「醫者」的原因。

處於加薩抗爭動亂之中的兒童。(照片/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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