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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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韓麗珠/ 囚

2020/12/15 05:30

圖◎徐至宏

◎韓麗珠 圖◎徐至宏

那天就像任何一個包裹在晴天中的陰沉日子――氣溫酷熱,天空連續多天呈現詭異的澄藍,而新型肺炎確診人數123名,達到了新高。只是,下午等待一班列車進入車站時,讀到手機裡的新聞:「赴湯杜火」案中被控暴動的三名被告,包括一對夫婦(湯先生和杜小姐),和一位十七歲的少女,經過漫長的審訊後,被判無罪釋放。於是,在無形的烏雲裡,裂開了一抹久違的光。

大概一個月前,旁聽雨的審訊後,我把雨帶到朋友的上樓咖啡店。她坐在我身旁,吃了一口蛋糕後說:「現在,我們都在觀望『赴湯杜火』案的判決,那是一宗典型的,沒有任何證據,而且被告甚至不在暴動現場的控罪。但,審訊因為疫情,一再延期。」

那是雨季的事。大學裡的寫作課已完結,那個下午,當我如常為了一個截稿時限而在電腦裡進行編織時,收到雨繳交最後一份寫作習作的電郵,附著一封信,其中提及,她已被正式起訴暴動罪。那之前的幾天,我從新聞得知,去年中大保衛戰中,已有九人被控暴動,但我沒有想到其中有我認識的人。讀過電郵,我蓋上筆電,從書房走到睡房,躺在床上,看著窗外天空裡正在緩緩移動的雲,那種靛青就像打從人類出現之前已經在那裡。我覺得身體的內部某處有一個裂縫正在漸漸擴大。或許那道裂縫正如其他裂縫,存在的時間比我所知道的更久。有些並不是我的想法,而是閃現的念頭,從那些裂縫冒現出來,成了一個無法動搖的決定,其中一個是,陪伴雨,直至她被釋放。對於這個已成為決定的念頭,我幾乎感到驚慌,因為這跟我所定義的和寫作班學生的關係出現矛盾。以往,我可以承受因為一起寫作而跟同學在學期裡保持緊密,近乎親密的聯繫,而我們都感到安全,是由於隨著課堂結束,關係也會回復日常的距離。然而,一直陪伴直至從控罪中得到釋放,對我來說,卻是全然陌生的狀況。我想起,四年前的春日清晨,當救貓的義工短訊留言哭訴有一隻貓在暫托期間意外失去了眼睛時,沒有任何原因,我突然決定要把這頭素未謀面的獨眼貓養在家裡,那念頭未經考慮,卻以凌駕一切的姿態出現在我的腦海,以至我只能臣服,無法拒絕。

我安慰自己,如今,或許,我可以把雨當做是,一頭暫養的貓。雖然她是一個成年人。

雨告訴我,如果最後被判無罪,會非常非常高興,但,她已做好了入獄的心理準備。即使事隔多月,她有時仍然會想,如果那天沒有被捕的種種可能性。

「你覺得你有做錯嗎?」我問。

「當然沒有。」她瞪大了雙目,堅定地說。

「那麼,無論結果如何,請記住這一點。」我說。

我想起卡夫卡的《審判》。主角K在某天,被登堂入室的檢察官宣判他正式被控告,而罪名,檢察官說,K自己應該心知肚明。於是,K就開展了定期出席聆訊的時期。到了最後,始終沒有一個人指出K犯了什麼罪。我們現在所經歷的,K早已經歷過。卡夫卡早逝,逃過了納綷清洗猶太人的恐怖經驗。他身處正常的時代,卻早已洞悉了其底蘊的不正常本質。審判是一場考驗,考驗人在一種絕對的孤獨和無助之中,是會屈服於自己有罪,還是堅信自己無罪。那並不只是一場意志力的考驗而已。那天,在咖啡店,雨坐在我身旁,但我覺得,她好像其實只是孤單一人。陷入孤單的絕境中的,並不只是她而已,也是,每個等候審訊的人、等候判決的人、在獄中度過漫長烈日的人、已被捕過可能會被控告的人、還沒有被捕但很可能快要被捕的人。仍然留在這城巿的人,會不會已經被監禁?有時我會這樣想。即使是被囚禁,只要沒有人說穿那是一種囚禁的狀態,被囚者往往會幻想,自己仍然在某程度上擁有自由,甚至,非常自由。最初,那個「囚」字的口,是沒有普選制度的城巿,但人們認為,四周的邊界是安全 的圍欄;不久後,那「口」是權力過大的執法者、被執法部門濫用的限聚令、禁蒙面法、國安法,那「口」再也不是任何具體可見的事物,而是貪念、惡念和恐懼,甚至成了人們心裡的一部分自我。「囚」中的人,最後無可避免地會因為那個「口」而變形。或許,我以為我在陪伴雨,但可能只是在陪伴一個未來會出現的自己。畢竟,每個居住在這城巿的人,即使沒有犯罪的意圖,都可能在某天成為階下囚。陪伴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在囚、囚和囚之間,包覆著人的孤單是沒有缺口的,無論哪一種形式的陪伴,極其量也只能讓「口」增加溫暖或光采,而無法使「口」瓦解。除非,社會的制度,產生本質上的變化。

無論我或雨,都有可能成為囚犯,那麼,定義罪名的是誰?雨像城巿裡大部分的人,相信沒有觸犯法例的人,也很可能會得到入獄的判決。去年六月之後,我前所未有地感到,人生在這個世上,既是無可依賴地脆弱,同時又無可避免地會被社會和制度所規管和模塑,即使如何努力阻止自己陷入共謀的把戲,也難以躲過共業,必須承受共同的苦果。那天,我和雨坐在咖啡店,進入咖啡店之前,雨坐在犯人欄內,我坐在旁聽席,但,我感到,我們其實身處在一個相同的屠宰場內,分別只是,她被揪了出去,我仍留在原地。城巿早已成了一個巨大的屠宰場。因此,大部分留在這個城巿生活的人都知道,掌有權力的人,隨時都可以讓自己變成合法屠夫。

好像只是在不久之前,這個城巿仍有相對地健全合理的制度,那時候,守法和刑責是一種社會契約,可是現在,極權之下,那些由政府聲稱為了使這個城巿更繁榮穩定的法例,只是當權者用以規管人們而設計的腳鐐。只要人們一旦生出了自由地奔跑的念頭,由腳部傳來的沉重的感覺,就會提示他,該感到內疚,那是藏在潛意識裡的守法觀念所引起的罪疚感,即使,人們知道,部分法例根本毫無道理。

我並不願意離開這個城巿,但,有時會想,要如何走出這個屠場呢?據說,「赴湯杜火」案中的夫婦,在街上看到一名被胡椒噴霧所傷的少女倒地上,於是把她扶起來,為她洗眼。三人被執法者追上,一同被捕。在被拘留的晚上,三人分別被囚在不同的囚室,無法看見對方,他們只能以遙遙呼喊,提醒同伴多吃多睡,保持體力在外面相見,以聲音確認對方的存在。那麼,在一個屠場城巿裡,在囚、囚和囚之間,每個人其實都被困在自己的無依和脆弱之中。屠場這個處境給人顯示的考驗是,如何在孤單中找到令自己強韌的方法,突破四面圍牆,使無法消解的圍牆成為一個入口。

我想起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因為批評習近平和中國在疫情下所暴露的問題,不久後就被控嫖娼,被警方從家中帶走。得到釋放後,他仍然沒有噤聲;還有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在被拘禁五年,遭遇可怕的酷刑而重獲自由後,他並沒有保持沉默,而是發表了自辯詞控訴獄中情況。這些長期活在圍牆內的人是如何保持勇氣?或許,因為曾經被切切實實地囚禁在地獄的世界裡,人們才因而找到真正的盼望,那盼望並不是寄望現世的制度會隨著人的意願而改變,而是單純地,不由分說地相信,只要一直走,出口有光。

天色入黑之前,我和雨離開咖啡店,為了確保她能準時到達警署報到。我知道,我們或許永遠無法重返正常,因為正常在人心裡已然碎裂,每個人的心裡都被正常分裂出來的碎片刺傷,而又無法拼合成一個完整的畫面。在缺口湧出光之前,那裡似乎是永不止息的黑暗,而從這裡走到光之所在的唯一方法,是讓自己先在黑暗中沒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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