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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楊蔚齡／ 我在柬埔寨 － 3之1 為無依的孩子建立一個家
圖◎阿力金吉兒
◎楊蔚齡 圖◎阿力金吉兒
1993年，我結束了「西圖和考依蘭難民營」的服務工作，自泰國陪著柬埔寨難民返鄉，實在不忍卒睹許多貧病及流浪兒童充斥街頭的乞討場景。那個時期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當地人民，月所得不多於五萬柬幣（約台幣四百元）。尤其是泰、柬邊境「波貝」區域的街頭乞討群眾，皆來自各鄉村裡最貧窮的家庭。
這些離鄉背井的人湧至邊境，有的孩童與家長集體遷移、有些被遺棄或被家人販賣而從事苦力工作，這種景況是柬埔寨戰後貧民求生存的社會現象。但更多不幸淪落為童工的孩子，為了追尋活路而到兩國貨物交通的波貝小鎮，常常連自己都餵不飽，卻還需要擔憂家人食物短缺。
在大量飢餓人口聚集的邊境地帶，想以勞力獲得每日的食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有些較年幼的孩子，因為體力無法擔負挑起重貨，改以在街頭行乞或兜售物品；殘障或襁褓中的孩子，被販賣集團丟到泰國或被抱在懷裡於街頭行乞。有些被長期控制吸食強力膠的孩子，晝伏夜出或沿街一手拾荒一手握著塑膠袋吸膠，衣衫襤褸、骨瘦嶙峋的小人兒，在吸膠的幻覺下，雖然飢腸轆轆卻感覺自己有無窮的力量，而繼續不停、不停地搬貨。
每次走在充斥著人間煉獄般勞動景象的波貝邊境，我總有心痛的感覺！每當離開那裡，心中也總有數不清的、大口喘氣、伸手懇求食物的兒童臉龐在我腦際不斷、不斷放大，於是我一次又一次安排工作之餘的休假契機，回到柬埔寨。那個時期的柬埔寨境內，幾乎找不到一條平坦的公路，尤其波貝到詩士芬這一段，戰爭時期屬於「紅高棉」轄地，彈藥、地雷的毀損，導致路面坑洞既大且深，雖然全程只有五十八公里，但車輛往返卻須顛簸超過十五小時以上。
那是電訊不通且交通艱難的年代，我在金邊巧遇了過去西圖難民營熟識的朱海光老師，以及泰國籍的勇佑先生，他們兩位成為「知風草之家」的首位翻譯和中心主任，有了他們的「雙重翻譯」（我會講泰文）和保護，我們成功找到時任朴跌棉芷省「社福部部長」的汶漢先生。聽到我準備為街頭乞討的孩子成立收容中心，汶漢部長十分積極帶我們去選擇建築用地。
軍人出身轉文職的社福部長，出門時總有二十多位荷槍實彈的軍人保護，在前後三輛吉普車引導下，他帶我看了詩士芬「斷山」附近兩處可選的荒地。其一是山腳下的大片窪地，由於地勢較低必須填土整地，否則雨季必然水淹半人高；其二是橫跨整座山腰、由巨石蟒林參差疊加的坡地。
站在那片叢林地貌的山腰，時值黃昏，西斜的落日映照出大地一片霞光榮景，放眼望去，「殘陽似血」般在我眼前豪邁展開：「就是這裡了！我們要在這裡，為小孩們開闢一個家。」對著部長，我堅定說出心中準備許久的願景。
時值內戰後卻仍然盜賊橫行的年代，對於在承平歲月中成長，心思單純的我，雖然經歷過數載難民營服務歲月，但對「紅高棉」的可怖只是耳聞，在剛剛談及和平、硝煙頻仍的戰地，我只有感性的柔情和急切助人的熱情。身材壯碩皮膚黝黑的汶漢部長看了我一眼，他環顧四野又鎮定地摸了摸腰際的手槍，慎重面對我：「如果選這裡，我會派三個軍人來保護你們！」雖然數次婉拒，但部長依然盛情堅持，最終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安排。
1999年初，我們確定落腳於詩士芬「斷山」山腰，要為失怙的孩子建立一個安全的家！三位荷槍的軍人，成為我們第一批進駐的守衛。翻譯和工地主任，找來了推土車和建築工人，在帶槍警衛的見證下，我和說話聲如洪鐘的社福部部長汶漢先生，一起於山腰上挖下第一鏟，那是3月1日，「流浪兒童之家」動土典禮，象徵即將開墾成為貧童追逐人生夢想的新家園；欣慰中我們舉起「老虎牌啤酒」慶祝。但是，接踵而至的災難，逼得我差點小命不保。
開墾初期，既沒水又沒電、道路泥濘、建材運輸極為困難，此情況下雖然找到鑿井機器，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探地開鑿了數個落點才終於引出水來。然而，引出的泛白且含有濃濃石灰質的硬水，卻無法飲用；至於頭痛的電力問題，在物資極為缺乏的戰後，只能從遙遠的泰國購買運來二手柴油老發電機，重達五噸多的機器一開啟，轟轟然響著猶如坦克來臨。
有了水和電，終於可以整地了，但挖掘得愈寬、愈深，竟然挖出了數不清的屍骨。幾經詢問才驚覺，這片天然巨石交疊的山腰地，幾世紀來一直是附近「寮族少數族群」的天葬地點，更是紅高棉時期處決、棄置大批知識分子屍首的「亂葬崗」！隨著建築開墾挖出的更多屍骨，皆被工人們堆積在牆角。
為了節省燃料，發電機只供應建築所需，夜間點起油燈。入夜後，燈豆明滅下的建築工地，三位守衛因恐懼而將身上的長槍子彈上膛，他們說除了嚴防盜匪來搶建材，還用來壯膽、阻擋深夜裡那些「飄來飄去的白衣人」靠近！
在盜賊橫行、白骨遍野、鬼魅傳言甚囂塵上的嚴峻時空裡，我們終究於半年期間完成了掘井、整地，並建設了一棟辦公室，兩棟院童房舍，還有廚房、廁所、員工宿舍等，並於是年七月底開始接收院童，準備一起在斷山的山腰上生活，盡情遠眺每一個夕陽西斜的燦爛紅霞。
院童入住之後，每天夜晚六點半發電機轉動，在隆隆聲響中院童們晚自習，一筆一畫地學著塗鴉，八點半熄了引擎，四周恢復靜謐。跟院童道晚安之後，我手持手電筒沿著陡坡走回宿舍，每每想起守衛們繪聲繪影的白衣人，總會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地渾身發涼。不過，還有比鬼魂更可怕的，夜光下從石縫間偶然竄出來的蛇類和蠍子，必須更謹慎亮著手電筒的微光四處掃描，以避免被螫咬或失足跌入坑洞裡。
為了驅逐蛇、蠍、蜈蚣等五毒生物，員工建議在院裡養三對白鵝。
約莫兩個月左右，鵝孵了蛋、繁衍為二十幾隻，看著鵝媽媽領著小鵝們在院內步道覓食的悠然排場，著實令人暖心，尤其鵝爸爸壓著隊伍的神氣模樣，成為院內最精銳的一支保安隊伍！熱鬧的鵝群，為收容中心帶來許多生氣，也暫時削弱院童被蛇蠍螫咬的驚恐。但接踵而至的是，院童一連串發生許多居住不安寧的事件，例如腳跟被拉扯、在睡夢中跌下床、在夜夢裡被老太太或不知名的聲音召喚，獨自走出房舍，又在黑暗中哭著醒來！
為了安撫人心、安慰亡靈，除了將挖掘到的白骨送到寺廟裡安置，還數度依照傳統祭拜準備祭品，恭請附近寺廟的老和尚們來誦經、超渡、施食，為院童灑淨祈福，並在院裡建了一處供奉「釋迦牟尼佛」的小禪堂。迎佛入住的當天，全體員工和院童五十多人一起頂著佛像，繞禪堂三圈，恭敬跪拜、禮佛，祈願從佛光裡找到居住的平安！
透過當地宗教力量的安頓，原以為一切終將順遂，但是好景不常。當小鵝們漸漸長大，繼之而起的是雨季常有大鵝暴斃，或鵝蛋短少。這些事件，總是無厘頭地發生著，員工笑著說：「真的很奇怪啊！不見了呀！」院童低著頭一問三不知；至於守衛，則在我嚴肅挑明究辦的當下回覆：「鵝蛋被蛇吃了，鵝也都自己跑了！」
日無寧日的斷山歲月，更多時候白天門外還守著人口販子，以及伺機前來準備「截」走自己孩子的家長。事後得知，當我們救了一個孩子，也意味人口販子手上失去了一個能為他們掙錢的「獵物」而心生不甘，而一些親手將孩子販賣的家長，則因為人口販子索賠的壓力，總是來守候想伺機再擄走孩子。
收容中心一成立，由「社福部」轉介了「監獄」裡幾十位邊境乞討及吸毒的孩子，他們帶著在外面躲警察、逃避脅迫的「生存競技」入院，繼續在同儕間鬥毆罵架。剛進來的孩子，視機構為另一個監獄，不信任會有真心關愛，也常趁著月光黯淡的夜晚，成群偷溜離院。清晨早餐時，當發現有院童失蹤，因深怕他們落入人蛇手中，員工們便會分頭疲於奔命四處尋找。
面對院內物資短少或院童逃院、院外人蛇守候，以及諸多繪聲繪影的「鬼魅」驚嚇，收容中心裡彌漫的，已經不是我原先所盼望營造的「甜蜜家庭」，而是「神鬼交鋒」的緊張場域。由於日以繼夜膽戰心驚的生活，幾位台灣招募來的、原先充滿熱忱與活力的社工員，在語言障礙的溝通誤解，加上忙碌與恐懼的生活不適應，皆紛紛鎩羽求去！
為了撐起「流浪兒童之家」，我再次決定離開穩定且熟練的報社編輯工作。西元2000年底，我獨力挑起收容中心的服務工作，也開始了人生中，最沉痛最無助的患難歲月。生活匱乏加上人與人的不信任，形成每一天的極限挑戰！
有一天夜裡，我在室友的尖叫聲中嚇醒，摸黑點上油燈，得知她被紅螞蟻螫咬的同時，我也驚覺自己頭髮裡已經爬滿許多紅火蟻，我們同步驚慌失措地拍趕、驅走紅火蟻的那一夜，月光黯淡而可怖！有一次黃昏，我因外訪而在一公里外的市場，買了一塊鹹魚慰勞自己，卻在就著柴火煎魚時，被滾盪的熱油淋傷了左手指，逐漸暗黑的天色裡，沒有燙傷藥而只能以冷水重複沖洗，紅腫的食指和中指逐漸發起水泡，隨著神經痛覺的覺醒，我感覺刨肉之痛。疼痛，以一種萬箭穿心的力道，與幽暗驚恐一併揉入我的腦神經。在斷山的知風草之家，我突然因手傷而陷入一處無底黑洞，被巨大恐懼包圍，一種極端缺乏氧氣的大驚慌，令人失措而窒息。連續數日的大恐懼夜裡，我獨自一人於月光下來回失神踱步，在傳說中鬼魅魍魎充斥的園林內，一邊念佛一邊繞圈急行，也或許是過度恐懼所引起的恍惚感，內心裡竟然不斷湧現一種排山倒海而至的迴音：「走啊！走吧！離開這裡吧！」
在現實壓力和病痛的極端試煉中，在那些深覺會「熬不過當下」的痛苦日子裡，月光下，我透過不停止的行走和跑步，讓自己慢慢轉化內心恐懼，直到東方一抹朝陽掀開了墨黑的魔鬼帷幕，我，才，終於，又能呼吸！（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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