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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楊蔚齡/ 我在柬埔寨 - 3之1 為無依的孩子建立一個家

2020/08/24 05:30

圖◎阿力金吉兒

◎楊蔚齡 圖◎阿力金吉兒

1993年,我結束了「西圖和考依蘭難民營」的服務工作,自泰國陪著柬埔寨難民返鄉,實在不忍卒睹許多貧病及流浪兒童充斥街頭的乞討場景。那個時期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當地人民,月所得不多於五萬柬幣(約台幣四百元)。尤其是泰、柬邊境「波貝」區域的街頭乞討群眾,皆來自各鄉村裡最貧窮的家庭。

這些離鄉背井的人湧至邊境,有的孩童與家長集體遷移、有些被遺棄或被家人販賣而從事苦力工作,這種景況是柬埔寨戰後貧民求生存的社會現象。但更多不幸淪落為童工的孩子,為了追尋活路而到兩國貨物交通的波貝小鎮,常常連自己都餵不飽,卻還需要擔憂家人食物短缺。

在大量飢餓人口聚集的邊境地帶,想以勞力獲得每日的食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有些較年幼的孩子,因為體力無法擔負挑起重貨,改以在街頭行乞或兜售物品;殘障或襁褓中的孩子,被販賣集團丟到泰國或被抱在懷裡於街頭行乞。有些被長期控制吸食強力膠的孩子,晝伏夜出或沿街一手拾荒一手握著塑膠袋吸膠,衣衫襤褸、骨瘦嶙峋的小人兒,在吸膠的幻覺下,雖然飢腸轆轆卻感覺自己有無窮的力量,而繼續不停、不停地搬貨。

每次走在充斥著人間煉獄般勞動景象的波貝邊境,我總有心痛的感覺!每當離開那裡,心中也總有數不清的、大口喘氣、伸手懇求食物的兒童臉龐在我腦際不斷、不斷放大,於是我一次又一次安排工作之餘的休假契機,回到柬埔寨。那個時期的柬埔寨境內,幾乎找不到一條平坦的公路,尤其波貝到詩士芬這一段,戰爭時期屬於「紅高棉」轄地,彈藥、地雷的毀損,導致路面坑洞既大且深,雖然全程只有五十八公里,但車輛往返卻須顛簸超過十五小時以上。

那是電訊不通且交通艱難的年代,我在金邊巧遇了過去西圖難民營熟識的朱海光老師,以及泰國籍的勇佑先生,他們兩位成為「知風草之家」的首位翻譯和中心主任,有了他們的「雙重翻譯」(我會講泰文)和保護,我們成功找到時任朴跌棉芷省「社福部部長」的汶漢先生。聽到我準備為街頭乞討的孩子成立收容中心,汶漢部長十分積極帶我們去選擇建築用地。

軍人出身轉文職的社福部長,出門時總有二十多位荷槍實彈的軍人保護,在前後三輛吉普車引導下,他帶我看了詩士芬「斷山」附近兩處可選的荒地。其一是山腳下的大片窪地,由於地勢較低必須填土整地,否則雨季必然水淹半人高;其二是橫跨整座山腰、由巨石蟒林參差疊加的坡地。

站在那片叢林地貌的山腰,時值黃昏,西斜的落日映照出大地一片霞光榮景,放眼望去,「殘陽似血」般在我眼前豪邁展開:「就是這裡了!我們要在這裡,為小孩們開闢一個家。」對著部長,我堅定說出心中準備許久的願景。

時值內戰後卻仍然盜賊橫行的年代,對於在承平歲月中成長,心思單純的我,雖然經歷過數載難民營服務歲月,但對「紅高棉」的可怖只是耳聞,在剛剛談及和平、硝煙頻仍的戰地,我只有感性的柔情和急切助人的熱情。身材壯碩皮膚黝黑的汶漢部長看了我一眼,他環顧四野又鎮定地摸了摸腰際的手槍,慎重面對我:「如果選這裡,我會派三個軍人來保護你們!」雖然數次婉拒,但部長依然盛情堅持,最終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安排。

1999年初,我們確定落腳於詩士芬「斷山」山腰,要為失怙的孩子建立一個安全的家!三位荷槍的軍人,成為我們第一批進駐的守衛。翻譯和工地主任,找來了推土車和建築工人,在帶槍警衛的見證下,我和說話聲如洪鐘的社福部部長汶漢先生,一起於山腰上挖下第一鏟,那是3月1日,「流浪兒童之家」動土典禮,象徵即將開墾成為貧童追逐人生夢想的新家園;欣慰中我們舉起「老虎牌啤酒」慶祝。但是,接踵而至的災難,逼得我差點小命不保。

開墾初期,既沒水又沒電、道路泥濘、建材運輸極為困難,此情況下雖然找到鑿井機器,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探地開鑿了數個落點才終於引出水來。然而,引出的泛白且含有濃濃石灰質的硬水,卻無法飲用;至於頭痛的電力問題,在物資極為缺乏的戰後,只能從遙遠的泰國購買運來二手柴油老發電機,重達五噸多的機器一開啟,轟轟然響著猶如坦克來臨。

有了水和電,終於可以整地了,但挖掘得愈寬、愈深,竟然挖出了數不清的屍骨。幾經詢問才驚覺,這片天然巨石交疊的山腰地,幾世紀來一直是附近「寮族少數族群」的天葬地點,更是紅高棉時期處決、棄置大批知識分子屍首的「亂葬崗」!隨著建築開墾挖出的更多屍骨,皆被工人們堆積在牆角。

為了節省燃料,發電機只供應建築所需,夜間點起油燈。入夜後,燈豆明滅下的建築工地,三位守衛因恐懼而將身上的長槍子彈上膛,他們說除了嚴防盜匪來搶建材,還用來壯膽、阻擋深夜裡那些「飄來飄去的白衣人」靠近!

在盜賊橫行、白骨遍野、鬼魅傳言甚囂塵上的嚴峻時空裡,我們終究於半年期間完成了掘井、整地,並建設了一棟辦公室,兩棟院童房舍,還有廚房、廁所、員工宿舍等,並於是年七月底開始接收院童,準備一起在斷山的山腰上生活,盡情遠眺每一個夕陽西斜的燦爛紅霞。

院童入住之後,每天夜晚六點半發電機轉動,在隆隆聲響中院童們晚自習,一筆一畫地學著塗鴉,八點半熄了引擎,四周恢復靜謐。跟院童道晚安之後,我手持手電筒沿著陡坡走回宿舍,每每想起守衛們繪聲繪影的白衣人,總會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地渾身發涼。不過,還有比鬼魂更可怕的,夜光下從石縫間偶然竄出來的蛇類和蠍子,必須更謹慎亮著手電筒的微光四處掃描,以避免被螫咬或失足跌入坑洞裡。

為了驅逐蛇、蠍、蜈蚣等五毒生物,員工建議在院裡養三對白鵝。

約莫兩個月左右,鵝孵了蛋、繁衍為二十幾隻,看著鵝媽媽領著小鵝們在院內步道覓食的悠然排場,著實令人暖心,尤其鵝爸爸壓著隊伍的神氣模樣,成為院內最精銳的一支保安隊伍!熱鬧的鵝群,為收容中心帶來許多生氣,也暫時削弱院童被蛇蠍螫咬的驚恐。但接踵而至的是,院童一連串發生許多居住不安寧的事件,例如腳跟被拉扯、在睡夢中跌下床、在夜夢裡被老太太或不知名的聲音召喚,獨自走出房舍,又在黑暗中哭著醒來!

為了安撫人心、安慰亡靈,除了將挖掘到的白骨送到寺廟裡安置,還數度依照傳統祭拜準備祭品,恭請附近寺廟的老和尚們來誦經、超渡、施食,為院童灑淨祈福,並在院裡建了一處供奉「釋迦牟尼佛」的小禪堂。迎佛入住的當天,全體員工和院童五十多人一起頂著佛像,繞禪堂三圈,恭敬跪拜、禮佛,祈願從佛光裡找到居住的平安!

透過當地宗教力量的安頓,原以為一切終將順遂,但是好景不常。當小鵝們漸漸長大,繼之而起的是雨季常有大鵝暴斃,或鵝蛋短少。這些事件,總是無厘頭地發生著,員工笑著說:「真的很奇怪啊!不見了呀!」院童低著頭一問三不知;至於守衛,則在我嚴肅挑明究辦的當下回覆:「鵝蛋被蛇吃了,鵝也都自己跑了!」

日無寧日的斷山歲月,更多時候白天門外還守著人口販子,以及伺機前來準備「截」走自己孩子的家長。事後得知,當我們救了一個孩子,也意味人口販子手上失去了一個能為他們掙錢的「獵物」而心生不甘,而一些親手將孩子販賣的家長,則因為人口販子索賠的壓力,總是來守候想伺機再擄走孩子。

收容中心一成立,由「社福部」轉介了「監獄」裡幾十位邊境乞討及吸毒的孩子,他們帶著在外面躲警察、逃避脅迫的「生存競技」入院,繼續在同儕間鬥毆罵架。剛進來的孩子,視機構為另一個監獄,不信任會有真心關愛,也常趁著月光黯淡的夜晚,成群偷溜離院。清晨早餐時,當發現有院童失蹤,因深怕他們落入人蛇手中,員工們便會分頭疲於奔命四處尋找。

面對院內物資短少或院童逃院、院外人蛇守候,以及諸多繪聲繪影的「鬼魅」驚嚇,收容中心裡彌漫的,已經不是我原先所盼望營造的「甜蜜家庭」,而是「神鬼交鋒」的緊張場域。由於日以繼夜膽戰心驚的生活,幾位台灣招募來的、原先充滿熱忱與活力的社工員,在語言障礙的溝通誤解,加上忙碌與恐懼的生活不適應,皆紛紛鎩羽求去!

為了撐起「流浪兒童之家」,我再次決定離開穩定且熟練的報社編輯工作。西元2000年底,我獨力挑起收容中心的服務工作,也開始了人生中,最沉痛最無助的患難歲月。生活匱乏加上人與人的不信任,形成每一天的極限挑戰!

有一天夜裡,我在室友的尖叫聲中嚇醒,摸黑點上油燈,得知她被紅螞蟻螫咬的同時,我也驚覺自己頭髮裡已經爬滿許多紅火蟻,我們同步驚慌失措地拍趕、驅走紅火蟻的那一夜,月光黯淡而可怖!有一次黃昏,我因外訪而在一公里外的市場,買了一塊鹹魚慰勞自己,卻在就著柴火煎魚時,被滾盪的熱油淋傷了左手指,逐漸暗黑的天色裡,沒有燙傷藥而只能以冷水重複沖洗,紅腫的食指和中指逐漸發起水泡,隨著神經痛覺的覺醒,我感覺刨肉之痛。疼痛,以一種萬箭穿心的力道,與幽暗驚恐一併揉入我的腦神經。在斷山的知風草之家,我突然因手傷而陷入一處無底黑洞,被巨大恐懼包圍,一種極端缺乏氧氣的大驚慌,令人失措而窒息。連續數日的大恐懼夜裡,我獨自一人於月光下來回失神踱步,在傳說中鬼魅魍魎充斥的園林內,一邊念佛一邊繞圈急行,也或許是過度恐懼所引起的恍惚感,內心裡竟然不斷湧現一種排山倒海而至的迴音:「走啊!走吧!離開這裡吧!」

在現實壓力和病痛的極端試煉中,在那些深覺會「熬不過當下」的痛苦日子裡,月光下,我透過不停止的行走和跑步,讓自己慢慢轉化內心恐懼,直到東方一抹朝陽掀開了墨黑的魔鬼帷幕,我,才,終於,又能呼吸!(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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