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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沒有一件人的行為
是羞恥的──蔡明亮

2007/06/27 06:00

訪問.整理◎白睿文(Michael Berry)

出生於1957年的蔡明亮,在馬來西亞的小鎮古晉一個賣麵營生的馬華家庭長大,來到台灣的大都會台北,成為一個極受歡迎的編劇、電視導演,然後站上世界舞台,成為國際影壇最重要、最受讚譽的人物之一。做為一個編劇、導演、製片,甚至演員,蔡明亮生產的是多樣而大量的創作,作品包括電視電影、電視連續劇集、兒童節目、紀錄片、舞台劇,創作包括詩、散文和小說,以及劇情片。1990年代初期於台灣新電影的餘燼中崛起,蔡明亮對於絕望、孤獨、都市異化的憂鬱沉思,在無數的電影觀眾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也因此成為勉力掙扎的台灣電影工業的新希望。

您小時候在馬來西亞看些什麼樣的電影?

我是跟著外祖父、外祖母長大的,我三歲時他們把我帶走,其實我外公家離我爸媽家不是很遠,但我爸媽大約一個禮拜只來看我一次。我外公很愛看電影,外婆除了很愛電影之外,還很喜歡看小說,我很喜歡看書是因為外婆的關係,喜歡看電影則是因為給他們兩個帶大的緣故。

您跟王家衛都是寫劇本出身的,但後來當你們開始拍電影,卻變得愈來愈少倚賴劇本?

(笑)當我還沒有開始當電影導演、還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就寫得好像電影──寫得很仔細、很多對話,就怕導演不了解。自己當導演後反而會覺得那些細節不需要告訴別人,我已經知道了,我只要做個記號就好了。我的劇本愈寫愈像在寫詩,很精簡,而且我慢慢了解這種寫劇本的方式其實是好的,我只要讓我的演員、工作人員讀懂如何工作,其他都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寫得愈少,就愈自在,可能性就愈多。

您幾乎不在電影裡使用配樂,而幾乎完全仰賴故事場景的聲音(diegetic sound)?

有些事情在做的時候不會想太多,譬如你希望保持真實的感覺,但放了音樂就不真實了;當然也有些人認為放音樂還是可以真實,可是對我來說那就是不真實。其實重點在於看這個元素放進來會更強還是變弱,通常我認為放進來會變弱,不放進來會更強。更強並不是當時更強,而是看完電影之後的整個感覺,因為音樂沒有幫你消化,沒有給你出路。如果有音樂會有出路。

您能不能談談李康生的特質和特殊之處?

他不怕攝影機,第一次試鏡就OK,我也喜歡他的樣子。他的樣子不是很突出,可是也不難看,就是有一點普通,但是有自己的味道。李康生很慢,他講話很慢、動作很慢。每次要做什麼都要等他一下下,他才會反應,我常叫他「快點、快點」。我記得拍《小孩》的外景時,我要他轉頭看另一個演員,他每次轉頭我都覺得他很像機器人,一直要他重來,「你再轉一次或轉頭的時候眨一下眼睛,讓我知道這個人還活著好不好。」他後來有點不舒服地說:「我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拍完後我老覺得他這句話對我來說有一點重要。因為我們老是對表演有一種想法,很固定,因為要情緒清楚地表達出來。我後來覺得說這個人真的很特別。他這麼慢,我為什麼要一直叫他快點?我為什麼不能慢一點等他?

如果把您所有的電影放在一起看,會覺得這個家庭有許多連貫性,好像是同一個家庭,但也有一些很微妙的東西讓人覺得絕對不是。

我在創作過程中其實也常常碰到這個問題。到底是要連貫還是不要連貫?我通常都採取沒有連貫性的思考,但免不了有連貫性,因為你用同樣的演員、同樣的家庭、同樣的房子,這問題是躲不掉的。可是我後來也滿喜歡這個部分。你看到當時的李康生,可能隔了一段時間,又在其他電影裡看到他,既熟悉、又陌生。我覺得這會更加豐富整個電影的內涵,會加分,而不是造成矛盾。因為那個矛盾也是我想要的。那個曖昧性與真實感,就是我想要的。

您的許多電影裡有很多性愛或是自慰的描寫,但看起來並不感覺性感或興奮,相反地,留給觀眾悲哀和更為孤單的感受……

對。我希望觀眾看到,性愛在我的電影裡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跟吃飯一樣。我想說的是「沒有一件人的行為是羞恥的」。它也許可以很私密。吃飯同樣也可以很私人,我不要給你看到我吃飯的樣子,等同於我不要給你看到我做愛、自慰、上廁所的樣子。但是性被區隔開來,通常跟大便一樣被認為是骯髒的。我真正要講的,也許也是我所有電影的精神,就是我們其實都背著很多包袱,社會的、傳統的。性很隱密,可是同時它也很普通。人們可能關起門來做,但是他們做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我讓觀眾偷看他們,不是為了讓你投入,而是讓你看它做。我的重點是讓你看到它跟上廁所、吃飯、睡覺、走路是一樣的。但當性是關著門來做的,它就變得很神祕。我電影裡的性愛場景,通常都缺乏情色的元素。重點並非令觀眾感到興奮,而是為了顯現某些更深層的東西。

您有多部電影的主題都探索著都市的寂寞與疏離。您覺得這跟您是個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的外地人有關係嗎?

我想我這些對於寂寞、孤獨的描寫,應該跟我的生活有關係,而不見得跟環境、或我在馬來西亞還是台灣有絕對的關係。從小我就是外祖父帶大的,可能成長經驗令我很喜歡自己的空間。讀小學六年級,因為有幾個跟我吵過架、不喜歡我的同學叫全班都不可以跟我講話。可是奇怪,我並不覺得很難過或很痛苦。現在我長大了,我還是希望能夠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間。你把我丟在哪裡都一樣,因為我從小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是台北或馬來西亞,其實是一樣的。

這幾年您的電影在各個國際電影節獲獎無數,您在這一代電影人的地位無可置疑。對您而言,取得拍片資金是否還成為問題?

嗯,問題非常大。我有時候對電影業很失望,那些目前還可以在世界上生存的幾個導演,受到愈來愈多商業元素的壓力。坎城、威尼斯、柏林,都開始用非常多的美國影片來做商業包裝,吸引媒體,變成商業氣息很重的地方。甚至連評審都以商業角度做競賽的排名。我很難想像鞏俐如何看待一部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還有楊紫瓊。做為一個演員我非常喜歡他們,覺得他們很棒,可是當他們成為一個評審的時候,我很難想像他們會如何看待好萊塢之外、非主流的電影,這個情況非常荒謬,這是我現在愈來愈難在電影節獲獎的原因。你問我容不容易找錢,我想,要找到少少的錢容易,但要找到合理的錢很難,我的情形是如此。有些導演連要找到少少的錢都很難,這種狀況令人非常沮喪。

■白睿文,1974年於美國芝加哥出生。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現職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華語電影、中國通俗文化和翻譯學。著作包括《痛史: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繪製的歷史暴行》等。中英譯作包括有余華、葉兆言、張大春作品多部,正在進行中的是舞鶴《餘生》的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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