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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王丹專欄】 一個受害人的心聲
◎王丹
◎王丹
最近，圍繞一個因為患有思覺失調症而「殺警無罪」的法院判決，台灣社會輿論紛紛。我並非法律專業，不想針對法律裁決本身發表意見。不過，對這個案件我內心非常觸動，希望提供個人親身經歷做為見證，供討論各方參考。因為，我也是類似案件的受害人。我希望社會在討論法官裁決是否恰當，如何不要汙名化思覺失調症患者等問題的時候，也能聽聽一個受害人的心聲。
2011年秋季，我在清大教書。有一天課間休息的時候，突然就有一名婦人走到我身後，從書包中抽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對著我，把教室內的同學嚇得紛紛躲到牆角。我不知道她接下來要做什麼，下意識動作就是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奪下了刀子，趕緊讓同學去報警。這件事後來上了新聞，也許有些讀者還記得。原來，這是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患者，她有嚴重的妄想症，認為我和她之間有情感糾葛（事實上我完全不認識她），所以才來找我「算帳」。據後來介入調查的警方說，她當天來清大找我之前，先去購買了兩把嶄新的鋼刀，顯然是有對我行凶的預謀。
這件事本身我覺得還好，畢竟誰都會遇到預料不到的麻煩。但讓我吃驚的是，在後續處理過程中，我發現，做為受害者，我其實根本沒辦法得到公權力的實質性的保護。
由於我多少還算是一個別人眼中的公眾人物，此事也上了新聞，因此我得到來自很多方面的好心人的關心。例如，當時出身新竹的立委柯建銘先生，就曾經親自關心本案，還特地詢問了警政署、衛生署等相關單位，如何解決我對安全問題的擔憂。但是答案是，鑑於保護人權的原則，不可能對那位患者採取法律上的強制措施。該名患者其實病情相當嚴重，還曾經拿刀子威脅過她的母親。但是每次因為發病被送到聯合醫院強制醫治，時間都不能超過三個月，這也是為了保護她的人權。因此，三個月之後，她還是會回到社會上，還是有可能會來找我。也有朋友建議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但其實很不現實：第一，一個患有思覺失調症的人，怎麼會遵守法院命令？第二，就算有這樣的人身保護令，也是在她傷害了我之後才會受到法律制裁。但假如傷害發生了，制裁能挽回什麼呢？
是人都會怕死，我也不例外，對此我當然很困擾和擔憂，因為這個患者隨時都可能出現在我身邊，威脅到我的生命。我跟很多朋友討論過，最後的結論竟然是，為了安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我離開台灣，所謂「打不過至少躲得過」。當然，這不是我後來離開台灣的理由，我是2017年才離開的。但說實話，在這之後的六年中，我其實是在陰影中生活的。我還有教書的工作，我不願放棄，那位患者的威脅，我只能抱著「聽天由命」的心態面對。但是，那種生活在陰影中的感受，非當事人是無法體會的。
我當然不會怨恨那位患者，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也相信「殺警無罪」的判決中，法官自有他的依據。我看到很多人站出來，呼籲不要因為這樣的案件而歧視思覺失調症患者，我對他們的人權理念非常敬佩。但我還是有一點小小的期望，那就是：在圍繞此案的社會討論中，是不是，也應當多想想受害人的處境呢？人權為基礎的法律體系保護了思覺失調症患者的人權，那，我們做為受害者的人權，誰來保護呢？有沒有更好的公權力和社會機制來保護呢？我甚至覺得，為了減少悲劇的發生，後者，才應當是討論的重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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