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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王丹專欄】 所謂知識分子

2020/01/22 05:30

◎王丹

◎王丹

被稱為波蘭和美國社會學之父的茲納涅茨基(Florian Witold Znaniecki,1882-1958),在其名著《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中,試圖建立知識人所要扮演的各種社會角色的類型學。他將有關的角色分為四大類型:技術專家,聖哲,學者,知識創造者。這也可以看做是他對知識分子的身分的總結。

按照這樣的分類,看看我們今天的社會,我們還有多少真正的知識分子呢?技術專家,應當是最基礎層級的知識分子,嚴格地說,他們是一群有專業知識的人,這樣的人所在多有,但是在社會角色上色彩並不是很鮮明,我不認為他們是「知識分子」;所謂「聖哲」,本就是很空泛的定義,古往今來,誰是聖哲?在當今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中,聖哲更是沒有存在的空間了。學者,或許比較符合「知識分子」的定義,但是我們都知道,知識分子要對社會產生影響,而很多學者迴避自己的社會角色的部分,這樣的學者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識分子」。在茲納涅茨基的定義中,比較有趣的是「知識創造者」這個類別。按照我的理解,技術專家,聖哲和學者,大多都是知識的傳播者,詮釋者,甚至是實踐者,但是,都談不上是「創造者」。能夠「創造」知識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這樣算起來,其實,我們今天的社會,並沒有多少「知識分子」。

儘管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辨明是非,在精神和價值上引導社會發展的方向,但是美好的願望,並不一定能成為現實。相反,一個社會,並不應當無條件地崇拜知識分子,認為有知識就代表著有頭腦。知識分子,從來並不命中注定就是社會的指導者。相反,我們在歷史上,其實經常會看到知識分子把社會的集體意志帶領到一條斜路上的例子。

例如在俄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對於一直被視為俄羅斯勢力範圍的波蘭嘗試恢復獨立的活動,就曾經普遍地表示出一種敵視態度。1830年和1863年兩次波蘭起義失敗後,俄國社會各界掀起一股熱潮,要求政府對起義者做出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亞做苦役的判決。令後人不敢相信的是,在積極鼓吹嚴懲追求民族自決的人士的知識分子中,竟然包括了普希金,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等著名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在不同的社會問題上都曾經扮演過積極的角色,並因此而成為知識分子的偶像,但是在所謂「愛國主義」的旗幟下,他們就找不到應該有的良心的立足之地了。被「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綁架和擊倒的知識分子,歷史上數不勝數,這不禁令人惋惜,更令人深思,為什麼他們都無法抵抗「認同的專制」帶來的魅力?但不管怎樣,有這樣的歷史,已經足以告訴我們,所謂知識分子,首先應當指引的,還是他們自己的內心。

最後再讓我們來看看「知識分子」的定義。

從語義學的角度說,理智(intellect)是「知識分子」一詞的詞根,因此,毫無疑問,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就是他們能夠在紛亂的世界中,不僅自己保持理智,而且為社會維護一份理智。這裡的理智,在我看來,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徹底的清醒。這種清醒,包括要認識到很多好的東西,其實是相互矛盾和衝突的,因此,包容和多元化就顯得十分重要;要認識到其實有很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因此我們對那些號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人,隨時都要保持警惕並呼籲大家警惕;包括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又不會因為能力有限而放棄。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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