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頻道粉絲團
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離開
進入【 自由副刊．書與人】戰後嬰兒潮飄浪的青年史 － 李敏勇談《私の悲傷敘事詩》
作家李敏勇。
（陳逸寬／攝影）
專訪◎李筱涵
新作《私の悲傷敘事詩》。
（陳逸寬／攝影）
「這是多年沒寫小說之後，重新的練習。」談起《私の悲傷敘事詩》，五十年來筆耕不輟的李敏勇（1947-）已經在詩、散文、翻譯和評論上多有建樹。曾在1960年代末以筆名傅敏在〈聯合副刊〉、〈人間副刊〉、〈中央副刊〉、《大學雜誌》等場域發表多篇小說的他，雖然後來出版小說集《情事》，但小說創作卻停滯下來。為什麼突然又寫起小說？他笑答：「我覺得各種文類都可以嘗試，看想寫的東西來決定。」詩、散文和小說在文體性質有所相異，他花了幾年時間，認為有些人生經歷只有用小說才能完整表述，於是構思這本以十四個短篇連綴的長篇小說，以「李紀」為筆名出版。這些篇章在「我」、場所和情境之間都有關連性。
李紀是誰？ 「私」與「我」的複數聲音
「為什麼要用另一個名字？」他坦言最初想法很簡單，「紀」有紀錄的意味，想用「私小說」回顧青春時期，但希望交織起「台灣社會現實演變」、「文學青年成長交往」及「私我人生」三股脈絡。他想，若用本名，或許會剝除小說的虛構性，「但我不是要寫自傳啊！」他從遠藤周作的私小說裡看到客觀外部與私我內部情感整合的形式，認為這很適合處理過往生命史，他期待讀者能跳脫「李敏勇」的成見讀小說，從新身分獲取閱讀空間。「我應該用『李紀』繼續寫小說。」他對保持兩種身分持樂觀態度。
書名的「私」既是帶有日文情調第一人稱「我」的對譯，同時也指涉私小說性質。但這本小說卻以「敘事詩」命名，為什麼呢？李敏勇強調，小說裡的「我」是詩人，也同時有身為詩人的作者性藏在敘述語言的行句裡，彼此交疊。小說透顯著日本語的語感和文學氛圍，因其父執輩受日本教育，生命經驗自然流露的文化影響，被深埋在成長背景裡。小時候在家雖然偶爾會聽大人喊「危ない（危險）」、「うるさい（吵死了）」之類的詞，但多數仍以台語對話。後來加入《笠》詩社，認識一些文壇前輩，像葉笛翻譯芥川龍之介，陳千武翻譯三島由紀夫《憂國》，他才開始讀日本文學。少年時，他讀過許多被隱去譯者名字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舊俄小說或法國小說。而在《笠》的文學活動，接觸到更多歐洲、德國詩作。也是那時，他意識到台灣對當代世界文學的翻譯很少，學界重視的經典多在20世紀初，「而我需要看到二次大戰之後的世界，其他國家的詩人在寫什麼。」關注當下時代感受的李敏勇，因而在五十年後重新拾筆，以小說記述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成長的戰後嬰兒潮文藝青年，如何從身心的情感記憶、人際互動與文學參與中，再現當時1960世代的感覺結構。
無盡漂流與浪漫： 兼具美與傷的青春腐蝕畫
「漂流」幾乎是對於「我」的關鍵描述，也是李敏勇一代在面對越戰、法國六八學運的潮騷與戒嚴體制下，敏感於世界和環境連動命運的文藝青年對未來焦慮與未知的投影。從小寄居親戚家的童年，形成詩人性格孤獨的特質。他在屏東讀書時，放學常去看海，「故鄉的海啊，那種漂流好像很遠，我常從海去想像遠方，或者世界。」這不僅開啟他日後翻譯的大門，也像宿命定錨，不穩定的人生歷練使「我」的生命軌跡注定要成為一幅「青春腐蝕畫」。李敏勇自嘲他是個讓父母頭痛的孩子，高中雖然考上高雄中學，但未畢業就離校，直到服完兵役才繞回來完成大學學業，就學道路十分曲折。深究那時莫名的少年鬱悶心情，他認為戰後嬰兒潮世代雖然沒有遭逢父母世代跨越語言、日本殖民和戰後類殖民的困境，但歷經高壓統治，還是受到某些非常態的影響。小說也和過往詩集《青春腐蝕畫：李敏勇詩集（1966-1989）》有著補充對話的關係。腐蝕畫是用硫酸在銅板作畫，它呈現出藝術的美，但過程有些傷痛。這本小說就是這樣。
整部小說「我」的生命進程分兩部分推進，從「青春」到「夕陽」，以時代社會事件勾勒一個世代的成長背景；其後「早春」到「朱夏」則描繪青年「我」的愛情史，聚焦在個體內部生命史的傷逝抒情。這裡面始於南方的早春，是高中苦澀青春的失戀，像玄冬般的梨花女子。大學時在中部邂逅的春天女孩，甜美如浮雲。成熟期在台北遇到家鄉在港都的熱情朱夏女人簡靉。這像他真實經歷，他記下這些，是希望無論男女或朋友之間的往來都能留下被記得的情分，保存人間關係的善美人性。「我很喜歡四季，剛好認識的女孩都有這些特質。」初戀像玄冬，年少苦悶向對方提分手，是因於對自由的渴望。愛情連帶著責任，對當時的他卻太沉重。這些情人，部分現實雜揉虛構，象徵在漂流焦慮的人生階段，與女性交往讓他得到撫慰。同時期他也從書寫「女體詩抄」中獲得拯救。而談及為何用女性視角來寫反戰詩〈遺物〉？他認為敘述者「我」不一定是真實的我，它呈現各種聲音。不過分強調男性位置，就能以換位視角去控訴戰爭，理解女性困境。他笑談：「把現實小說化需要一種裝置性，但我的經驗也很小說性。」漂流的終結停在與妻子相遇，他感動於太太執意跟隨的意念。而成家的安定終於支撐著他的寫作，把自己安頓下來。
戰後嬰兒潮世代縮影： 連結社會的浪漫詩人
小說的時間軸寫及1960末到1970年代，最後停在美麗島事件。這中間台灣文化運動跑得比政治運動快。在《笠》成立那一年，吳濁流創刊《台灣文藝》，剛好終戰二十年，一個世代長成。李敏勇在書裡以《笠》為中心，寫台灣文化圈在文學場域的湧動。從鄉土文學論戰到美麗島事件，描述跨越語言一代的台灣作家和文化人聚會狀態，傳達他們的歷史感。「我主要把《笠》當成詩人的學校，從本土通向世界。」裡面的文人通曉日語又著重翻譯，使它成為一種寓言，隱喻台灣國家體制文化構造的生成，含有抵抗精神。「1970年代時，我曾經想寫在野詩人論，『李紀』提到那些人與文學運動都是真實存在的。」他說著，目光炯炯有神。
李敏勇以個人經歷為軸線，放在戰後世代嬰兒潮普遍可能的經驗脈絡，回顧1960至1970年代的台灣文藝青年成長故事，主要是認為台灣較少反映戰後嬰兒潮世代心境的小說。這是一種摸索，思考現實和虛構之間，怎麼透過小說讓讀者從小說的情境去閱讀「人」的故事。「一個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文學青年成長的性格塑造背後，除了社會變遷，還有個人的情愛投影，才不會變成過分剛性的人生構造。」在〈夕陽〉一篇，他寫了三島由紀夫切腹的新聞對「我」的衝擊，呈現當時徬徨失落的情緒，卻沒有複製死亡的悲壯性。小說裡的「我」不想走向這樣的人生，反而從體認現實衝撞的不可能性，迂迴回到日常抵抗。他希望「我」不只代表個人，「我」的人生裡面有某種腳印，有悲傷也有追尋，呈現某個世代共相顯影。●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