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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阿布／病房
圖◎達姆
◎阿布 圖◎達姆
透過病房交誼廳的大片落地窗，可以看見遠處一整排山脈。第一層是低緩的丘陵，我想大概是在大溪一帶；再後面一層是比較高的小山，然後緊接著背後就是更高的綿延山勢，或許已是雪山山脈的一部分。然而在一年中天氣最晴朗的幾個日子裡，或許有機會看到在那些山之後，隱隱約約有一座屏風般的稜線，出現在離天空最近的地方。
那是聖稜線嗎？稜線上那個雙肩寬闊的山頭，會是大霸尖山的背影嗎？
然而我從來沒有親身抵達過那條稜線。最多的日子，我只是坐在可以望見稜線的電腦前，開著一筆又一筆的醫囑，打一篇又一篇內容相似的病歷。
我不喜歡稱之為精神病院，以及隱含在其背後獵奇與監禁的想像。這裡是精神科慢性病房，雖然慢，但本質仍是病房，有入院有出院；這裡不是最後一站，多數人只是在此換車，休息，備妥分量足夠的糧食與水，準備轉運往下一個（希望是）更好的地方。
在慢性病房裡，面目相仿的今天咬著昨天的尾巴，一日複製著一日，一週循環一次。購物時間，卡拉OK，衛教團體；大部分的日子是重複，雖然夏宇說，重複可以使我幸福，但現實生活裡也可能不一定如此。時間到了餐車送來飯盒，飯後睡前音響裡一天播放四次刷牙歌，大家從房間出來，集中在走廊上刷牙。時間在病房裡四平八穩地流過去，他們面無表情站在自己的門口，手上拿著沾滿泡沫的牙刷與漱口杯，偶爾我經過時有些人點點頭和我打招呼，那眼神驚人地篤定，像是久佇岸邊的釣客，是看過許多時間流逝的眼神。
醫護人員一批輪過一批，人來了又去，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則一直住在病房裡，像整個病房共有的記憶。很多年以後，在病房受訓過的醫師在醫學會裡相遇，偶爾會聊起當年照顧過的誰誰誰，現在還在住院嗎？有沒有好一點？啊另外那個我們都知道的某某，後來發現癌症，沒半年就走了。這樣啊……然後一陣沉默。有些人我們以為他們會一直在那裡，但病房裡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時間過得再怎麼慢畢竟還是會向前走的。
長期住在病房裡的個案生了重病，轉到加護病房去。幾次去探望家人始終都沒有出現，加護病房的護理師說，倒是慢性病房不同的工作人員下班後分別來看過她好幾次。幾個禮拜過去，她還是無法脫離險境，原本為她留著的床位已有新的個案入住；後來輾轉聽到她終於慢慢穩定了，轉到內科的普通病房。
一日到內科病房看會診的時候，在走廊上被人叫住，回頭一看，竟是她坐在輪椅上被看護推著，身上掛著點滴與管路，勉強擠出笑容和我打招呼。她問起我們病房，問起偶爾和她吵架的老室友，然後問我有沒有可能再回去住呢？我不忍告訴她我的臨床判斷，僅安慰她努力做復健，盡量讓自己身體好起來。
回病房值班的時候，我找到她的老室友，轉達給她來自病房外的關心。病房內的她睜著圓圓的眼睛，似乎不解地繼續追問，她會回來嗎？她什麼時候會再回來這裡，跟我們一起做早操？
住院是幸福還是不幸？那出院呢？病房裡的住民總是來來去去，每個人的住院都有著自己的原因；而那些留在病房裡、成為工作人員集體記憶的人，背後通常都有盤根錯節的故事。那些故事的根深深地扎在過往的生命裡，是英文病歷呈現不出來，交班時也沒辦法完整說清楚的，只有聽資深的主治醫師與社工討論時才隱約了解來龍去脈。那些故事可能是關於一個無力的家庭，被時間奪走青春的父母，以及離散各處的兄弟姊妹；又或許是另一種可能，關於酒、關於暴力、關於誰負疚，與誰的傷心離去。
提問者說，為什麼要逼他們住在醫院？難道不能讓他們回到社區，回到自己的家裡嗎？為什麼醫院要剝奪他們的自由，和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這樣的問題對某些人來說可以是目標，但對另一些人可能是一種奢侈。與很多人認知的不一樣，現今社會裡精神醫學的權力尚未大到能夠真正的永久監禁一個人，病房也不是最後的終點。和醫院中其他病房一樣，住院後總是要出院的，每一次的住院與出院都是一段漫長的跋涉。跋涉通常不是大山大水，而是發生在沒人看得到的角落、小小暗暗的會談室裡，在醫師、社工、家屬與個案之間，信心、承諾、與失望之間；那短短的距離，從這一端到另一端，有些人卻已經走了好幾年。
或許我們該問的不是為什麼他們必須留在醫院，而是為什麼外面沒有其他地方能夠穩穩地接住他們？這不一定是誰的錯，更可能的狀況是大家都沒有錯，或許沒人有能力負起全部責任，但最少最少可以試著一起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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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內有自己的課表，病房外的護理站也有另一個。每日輪三班，每個月的班表二十號更新，薪水五號入帳，重複也是工作人員的日常。住在病房樓上宿舍的護理師準時在自己的上班時間之前走下來，打卡，交班。一片透明的強化玻璃區隔開護理站的內外，有時他們拿著泡麵碗，伸手進來等著工作人員澆熱水，隔著玻璃兩邊的倒影重疊在一起，看不清楚究竟是誰的臉孔。
有沒有可能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界線不再分明，甚至消失？如同村上春樹小說中提到的，只有少許工作人員、而主要依靠大多數住民自治的療養院，或許能成為一個理想。但沒有管理，如何監督？怎麼確保自由不會形成新的壓迫，成為另一個《動物農莊》？或許會成為下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如同1960年代開始的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運動之後，大型、長期的安置機構大幅減少，但那些離開的人其實不一定能如當初倡議者的理想，回到家人身邊，度過剩餘的人生。在街頭，在監獄，隱約可以看到他們之中某些人的影子，而更多的影子，就這樣默默地消失了。而怎樣的人生才是好的？而那樣的「好」又是誰定義的呢？他們很多人不太說話，蹲在角落，城市的人群從他們面前快步走過，趕往自己的生活；因為他們太安靜了，很少人願意停下來，好好聽他們的故事。
夜已經深了，剛處理完病房內跌倒的事故，我獨自一人在護理站的電腦前打著紀錄。面對漆黑的大廳，啪搭啪搭的鍵盤聲在空洞的病房內轟然作響，發出比想像中更巨大的聲音，彷彿神的歎息。
我面前的這座病房，是安置機構？是方舟？是隔離著瘋狂的集中營，是牢籠，或是庇護所？或者這裡其實沒能承受那麼多複雜而沉重的想像，只是一家醫院裡的精神科慢性病房，依照規範與知識，在機械化的日常中，盡可能好好地對待遇到的每一個人。而病房也和世界上其他充滿人的地方一樣，會發生好事與壞事，有暴力，有幽微的權力結構，偶爾也會出現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光輝。
無論在病房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最終都將在這裡老去，而老去的速度是一樣的。在這裡我們都獲得了某些東西，但同時也失去了另外一些。
或許只有時間是最公平的；在時間巨大的病房裡，我們都只能是被囚禁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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