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私の悲傷敘事詩】 李紀／終章 － 上

圖◎吳怡欣

◎李紀 圖◎吳怡欣

從屏東、高雄，經台中而台北，我的人生從童年、少年、青年，終至告別了青春期。青春時代在生命中烙印形跡的女性，隱約都在心裡留下記號。因這些記號而豐富了我，似乎也是我文學之路的投燈。梨花、早春女孩和簡靉，前後的戀情都溫暖過我，也有悲傷纏繞。其間也有擦身而過的女性形影。

修習歷史，在高中教職及新聞記者之後，成為廣告人，以copywriter為職務，面對的是在經濟領域的產業工學的角色承擔。小說家黃春明是我進公司前離職的前輩。有許多文學人、藝術家也棲身在這個行業。早期我的一位同事，也發表小說，在攝影部門任職，一心想成為電影導演。攝影棚沒有工作派單時，他就常常去西門町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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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職務其實包含了企畫和廣告撰文工作。從A.E（Account Executive）接下工作單或廣告方案，必須從商品或服務，市場狀況，消費者輪廓及競爭，以及廣告目標的設定去研究問題與機會，再經由表現計畫及媒體計畫的戰略，戰術形成，完成對客戶，也就是廣告主的委託。跨入這個領域，我也充分磨練自己。同樣是寫作，文學寫作和廣告撰文畢竟不同，不知是在三島由紀夫哪一本書讀過他所說的「為了配合床舖的尺寸，切斷旅客雙腳」的意味深長話語，我用來想像造型設計。在廣告界，廣告撰文和美術設計，似乎最能體會這樣的話語。

1970年代，台灣的經濟彷彿正在起飛。我服務的廣告公司屬於一個新興財團，擁有包括金融、保險、塑膠、航運、建築，而且正在擴展到食品、電子。公司就在火車站前的一條街上，關係企業在街頭街尾的兩棟大樓。大老闆是戰後製造醬油、煤球，布衣出身的創業家，有多位兄弟相助，協同發展，第二代經營者是有留美學經歷的承續者。關係企業延攬了各方面的人才，我一開始就認識、也在專案共事的蔡桑，就是一位在火燒島被監禁十年的政治良心犯，在關係企業的國際財經情報運籌帷幄提供協力。

我曾為關係企業的一家銀行，構想降低服務櫃台的「我們的櫃台像辦公桌一樣低，您可以坐下來與我們面對面交談。」這樣的訴求標題，是想在以公營行庫為主的金融事業之外拓展更開闊的路，我也替自己服務的廣告公司，做了「廣告美學」、「廣告力學」、「廣告哲學」的系列廣告，追求提升廣告代理業的地位。

因應發展，公司從火車站前遷到中山北路二段，又從中山北路遷至敦化南路二段，再遷到忠孝東路四段，大陸大樓對面一棟關係企業的辦公大樓，是不到兩年的事。我的職務也不斷升遷，從企畫科長，企畫調置部門主任，而專案事業、業務部門經理。不只做廣告撰文的工作，也帶領業務部門，甚至管理業務、企畫、製作合編部門。

專心投入職場工作的我，有一陣子也荒廢了寫作，原以為廣告撰文和文學寫作可以兼容，但在公司管理帶領創意發想的工作，常絞盡腦汁，下班後都不太想再拿起筆，有時候會和公司同事聚餐喝酒，也會和客戶一起到有鋼琴演奏的酒廊，但我並不喜歡交際應酬，常常辭掉邀宴，除了公司必要的場面，我會委請負責的部門人員去應對。記得初進廣告公司是應徵廣告撰文，老闆還說日後我應該也可在業務部門發揮，我一直推卸說不適合我，想不到自己也在業務部門帶領同事闖蕩。

感覺自己在職場安定下來的時候，我又想在《草笠》有一些投入。一直感覺到《草笠》被壓抑，我想在編輯事務上稍做改革。曾經在台中協助編務，有相當經驗、也受信任的我，終於接下主編的任務，而且就在廣告公司的會議室舉行座談會，與《草笠》的同仁和詩友們再度熱絡起來。

鄉土文學論戰發生的時候，詩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問題，被擴大到小說以及整個台灣文學動向的發展課題。看起來，不只是文學藝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從二二八事件，1950年代白色恐怖，1960年代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發生之年，《台灣文藝》和《草笠》創刊，應該是轉捩點的指標。1971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斷交潮不斷，以「漢賊不兩立」的黨國時代似乎有危機感，對於現實主義在文學領域燃起火花，有警戒心。一些直指現實介入的文學為工農兵文學，意圖戴上紅帽子，進行政治清洗的企圖心似乎明顯起來。

《草笠》的創刊，其實即是現代主義加上現實主義的努力。而鄉土文學論戰的氛圍看起來政治性大於文學論辯。《草笠》常被以「本土」、「鄉土」輕視、嘲笑，但致力於詩藝提升的努力和凝視現實的心並不分離，並沒有大力介入論爭。那時候，我常想起之前在《草笠》披露的唐文標從美國紐約寄給我的「笠書簡」，他寄給我電影新浪潮的書，談台灣現代詩的問題，談他文章惹台北詩老大生氣感到惶恐，並以括號（相信你也有同感）說我。我們談了南美電影，提到在《影響》這份電影雜誌會有他一篇〈我們沒有電影〉的文章發表。

我看著鄉土文學論戰在報紙和雜誌的發表，並沒有太深入的文學本質討論，反而多的是統治權力的國策文學受到挑戰的反制意圖。可以想像台灣社會逐漸從被壓抑反彈出來的自主意識。看到以〈狼來了〉一篇文章說鄉土文學現象是工農兵文學的詩人，曾讚賞一位彰化鄉間教書的詩友，說他的詩是「鄉土詩新的面貌」。刻意用他來否定《草笠》在詩文學本土與現實介入的努力。

在忠孝東路的公司對面，大陸大樓有一家美商藥廠，大家以大頭仔稱呼的陳映真在那裡上班，我曾與《草笠》的兄長輩詩人一起與他喝過咖啡，有過交談。以從遠方回來敘述他入監經歷，出版了他的《第一件差事》和《將軍族》，更以許南村為筆名〈試論陳映真〉，向自己從前的小城知識分子告別。鄉土文學論戰時，他的〈鄉土文學的盲點〉反映了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欽慕，他也對余光中稱譽台灣新鄉土詩起點的那位詩友極為讚賞，左與右的肯定，投射在同一位詩人，確實讓人難以理解。

1977年12月號的《草笠》，我採用了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美國救援支部邀集世界十五位知名藝術家參與實際的「良知囚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1977年海報大展的一幅作品，做為封面圖案，是一幅監獄裡政治良心犯雙手握住柵欄的影像，一位美國藝術家的作品。我選在扉頁的封面解說，以「拳頭無助地握著，戲劇性地視覺化了展覽的主題，很強烈也很恐怖地震撼人們。」並說，「多國籍藝術家的參與，廣泛地顯示世界性的關心。」這一期，我開始發表〈母音〉為名的小詩輯，並以「土地啊，為何你總是沉默」為副題，強調發言發聲。我連續又用了A.I.「良知囚犯」年海報大展一張死刑吊索的圖片做封面，也用了有四支巨大煙囪冒出黑煙以及高壓電塔圖片做封面，並以「旁觀者的時代已過去，環境參與者的時代來臨了。環境的重建不僅止於實質結構的重建，同時也應協助許多被社會拒絕或意志消沉以及犧牲於不合理汙染的人們，扶持他們的復原與更新。」做為解說。從青春過敏性的煩惱走過來的我，也走向我1970年代，另一本詩集《野生思考》的反體制詩想。

三十歲了。在廣告公司的工作算是安定下來了，自己也有一些事業心。我從羅斯福路遷到民生社區，在大學讀紡織，畢業後進入一家化學紡織集團企業服務的三弟與我同住，算是我們在台北的家，除了在台北念大學的妹妹和么弟，假日來相聚，父母親也會抽空北上，看看親戚也看看他們的兒女。感覺到家人關心我的婚事，但我還不想安定下來，似乎想著或許簡靉突然又回來找我而保留自己單身的身分。

大樓裡關係企業管理部門有一位總務主管，有一天來辦公室找我，告訴我說最近搬來的公司有一位長得很甜美的女孩，似乎很適合做我的女友，我笑著回他說，是嗎？心裡突然浮現幾天前，在電梯看到的一位長髮女孩，長得很甜美又善良的樣子，會不會就是她？新公司搬來才幾天，那女孩的臉還是陌生的，只見面一次有些印象，會是她嗎？拗不過一再被勸說見面看看，答應了去一家西餐廳一起晚餐，果然是電梯相遇的女孩。

那位也算是同事的朋友，進餐時一直說我的好話，約略的交談，知道她是彰化海邊鄉鎮出生，家裡有一些田地，也經營過紡織工廠，但因為父親患病，壯年就過世，事業也失敗了。現在只阿公阿嬤和大哥在家鄉，她和一些姊妹和母親來了台北。讀商學的她，先在父執輩經營的服裝公司任職，後來進入一家企業管理財務，因公司擴展，搬到同一棟大樓。她在八樓，我在五樓，算是近水樓台，我們就這麼交往起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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