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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高翊峰/【垂釣童年】10之6【1970年代的童年】 - 外婆與外公的三合院

2018/08/14 06:00

圖◎徐至宏

◎高翊峰 圖◎徐至宏

我能清楚意識的幼時記憶,多半與外婆和外公的三合院有關。將外婆、外公分開思索,現在回想起來,是饒具意義的:前者是人,後者其實是空間感。

之於我,外婆的身影,從小就是巨大的。三合院內的親族,多少多畏懼於她的嚴厲,不管是舅舅阿姨,沒有一個不怕她。但對於第一個誕生報到的外長孫我,她打雷般的怒濤,到我這邊多半都會氣消減半。

外婆是通俗敘事中典型的客家女性。她隨時隨地都能從廚房端出道地的客家小炒、梅干菜湯、醃漬蘿蔔、薑絲大腸、炒米粉、客家粽……記憶中,我已經無法更生動描繪的兒時甜點――客家糌粑!約莫是她發現我嘴饞時,就能準備給我沾花生糖粉。不知為何,外婆給我最多的日常回憶,都與吃有關。彷彿我在三合院堂下共同生活的那五、六年,她深怕我餓著、長不大。我是到了上小學,才比較常回家與父母親共居。小學之後,放學回家,也是先回到外婆家,直到母親打電話催促,我才返回到另一個家。

那時候的外婆,比天公還要有影響力。天公也無法有效教訓喝醉時的父親,但外婆的罵聲,卻能讓我父親快速醒酒。

是近年才漸漸發現,母親與諸多阿姨們的基礎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大半都是複製於外婆。一如現在,我母親深切凝視我的兒子,最擔憂她孫子的只有一件事:「究竟給他吃飽了沒?每一天有沒有吃足五餐?」或許吧,1970年代生活在小鎮的女性意義,就是如此。在諸多條件不盡完備的生活裡,想辦法讓十多個孩子吃足溫飽。外婆恰巧訴說了這一類的情感典型,雖不容易定義神聖,卻無可取代,也充分展現生物的原始性格。

我的孩童「技藝」多半是外婆拿著細竹綁成的教鞭一一訓練出來的。比如,偷挖大伙房鄰居番薯之後的逃跑速度、釣青蛙被抓到時的匍匐潛行、聆聽外婆百公尺外呼喚的敏銳聽力……那時候,所有的生活智慧,都是與外婆鬥智鬥腳力時,因應誕生。她就像太陽,我是她唯一的地球,舅舅阿姨則是被要求圍繞看顧我的月球們吧。

截至目前為止,我依舊無法清晰描繪出「後來的現代女性」,應該有何種形象輪廓?這個問題的回答也似乎繼續散焦、瑣碎與更新。但「外婆」做為一種簡單、純粹、強悍的身影,卻異常清晰。清晰到我最初關於死亡片段,依舊是外婆罹癌之後、躺在那張老木床上的微笑。

她留給1970年代我生活的三合院,一個持續與恆定的訊號――數十年之後,外公去世時,我依舊認定:如果外婆不是那麼早離世,舅舅與阿姨們之間的問題,就會很妥善地一一被她解決吧。之於我,這是一種很奇特的感覺:真的有女性可以處理好那樣複雜的、十個孩子的家庭困境。一如我善良美好、發怒起來一如外婆的母親。母親雖沒有十多個孩子,但依舊艱困地走過了那段十分不容易的歲月。

此外,我鮮少覺得外公可以形塑出外婆那樣巨大的身影。

在感覺已經遙遠的三合院裡,外公的身影其實模糊,甚至比不上他的大腿。記憶總是輕忽禮貌的。我只能記得外公有力的大腿,因為那是幼時的我最常坐的椅子。

這或許也說明一件事:有關外公的記憶,多半與空間和空間裡的器物有關。春雷之後在水田上裝著秧苗的竹簍、稻田夜間巡田水時的手電筒、酷暑下的斗笠,以及堂下廣場曬穀時的鐵耙……其他多半是模糊的。我無法參與外公的童年,也無法理解他後來為何如此硬頸。但身為男性,我偶爾會同情外公,一如我同情自己那樣,都存有與家族親者格格不入、終究不知如何自處的問題。

乃至於現在,我經常思索著,在我的學齡之前、與外公共居生活的那些年,是不是已經預示了我男性身分的現代困境、以及我與父親的兩代問題,也可能不必要地深掘了兒子與我的未來生活課題。

一直都有種不理性的直覺,理解我的外公,如同理解我的父親一樣困難,這也成為我終將被另一個身為兒子的人誤解,是一樣的輪迴。只不過,空間不同:從水稻田間的三合院,換置到同一個小鎮的另一個透天厝,再移動到另一個盆地城市郊區的靠山公寓。而那些記憶中的器物,則從壓實醃漬物的巨石與堂下廣場的穀浪、到網球拍、任天堂紅白機、學業成績單,再變成現在的iPad、Google、YouTube,以及那顆不知滾動到哪一年的足球。

其實從沒想像過,足球會滾動我屬的時間。但足球確實自轉了。今年,冬日期間,帶著兒子返鄉,一同散步走到小時候的這座三合院。這座完全儲存我1970年代記憶的三合院,現在已經由外公那族的林氏宗祠,修繕保存,成為一棟歷史建物。

中堂內簷上頭掛著「雙桂第」匾額,上頭以新的彩料署名:二十四世裔孫林鼎泉偕男煥文祥文敬立。記憶中,已經無法記得頭頂上這塊與天一樣遙遠的匾額,究竟寫了什麼。但自北京返回台灣之後,才得知其中的林煥文先生,是生於頭份的林氏望族、也是《城南舊事》作家林海音先生的父親。因為這一條線索,才輾轉與母親討論出,在我奔跑長大、四處闖禍的三合院伙房旁,應該是林煥文生先生誕生與成長的故居;其女,作家林海音先生,可能是外公要叫喚堂姑姑的伙房內長輩。

雖然這件事已經無法從外公口中確認,但這條奇妙的連結,讓那座小時候養著豬與牛的三合院,恍惚間,出現了新時間點的特殊意義,也是這幾年放在心底與外婆外公有所連結的一件事。書寫至此,突然記憶起,牛棚的氣味與豬舍的氣味,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每每抓著滿手的金龜子,奔跑穿梭夾在其中伙房外廣場,總能分辨那兩股屬於1970年代的小鎮農家氣味,還有來自四方長輩的客語喊叫。

該是如此。我現在還能與客族長輩們以客語進行日常對話,約莫就是多話的外婆與少話的外公,給我最好的遺留之物。那座三合院裝載的聲音,是被小學老師糾正、不能在學校裡說的「方言」。那時依舊戒嚴;出生那年教育部頒布《國語推行辦法》,那些在三合院裡翹腳搧涼的長者只願意用滿滿的方言告誡:「細人仔做毋得亂講話。」那時那些聲音的流量,現在都已經被無數的水泥封印,也被流往城市的人口數稀釋,但如同白日囈語般的回音,依舊還遊走在祠堂與左右廂房之間吧。

出生的1970年代,從哇哇哭到準備上小學的那幾年,迄今我依舊深刻記得,與外婆一起挑菜到市場販賣的路線。那座一切都顯得巨大的三合院,是當時我的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那個正準備奔馳的台灣,與那個穿著補丁牛仔褲、流著鼻涕的我,幾乎無關,但又一切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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