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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陳文彬／如父如兄 如沐春風
王拓於1988年擔任《人間》雜誌社長。（蔡明德╱攝影，王醒之╱提供）
◎陳文彬
王拓在1987年的鹽寮反核四演講。
（蔡明德╱攝影，王醒之╱提供）
我承認，我常用王拓的名義騙大家出來吃飯喝酒，那是以前的事。以後，再也沒有了……
王拓全家福照，攝於1978年。（王醒之╱提供）
2016年初，我立委選戰落敗。拓哥當晚撥了電話給我，我們沒說什麼安慰的話，倒是聊了點他的小說進度跟我的選戰觀察後，雙方一陣緘默。突然他歎了一口氣，豪邁對我說：「幹，你趕快回去寫劇本、拍電影啦！」掛了電話，我佇立辦公室安靜一會久久不語。妻見著拍拍我的背，其實我一點也不為選舉結果掛心，感歎的是知我者王拓。他總在我最徬徨、茫然時候，一句幹聲如暮鼓晨鐘般，敲醒自溺、迷戀中的我。
改變社會的工具
我是在1995年成為王拓立院助理的。前一年我們一群人合開了一家「腦震盪影像傳播公司」。本來是要接下敦南圓環的新元穠茶坊，開新元穠書局的。後來卻陰錯陽差開了一家影視公司。雖然也拍了些好作品，卻因不諳商業經營，不到一年就倒了。收拾公司時，盧思岳接到王拓電話，找他接任立院辦公室主任。就這樣我們從一家倒閉電影公司的小導演，成了王拓的立院助理。
那些立院上班的法案細節我幾乎都已遺忘，依稀記得我們幾個助理每日、每日跟王拓激烈討論做為一個反對黨立委，在中心思想與運動路線上該有的堅持與戰略。彼時我們辦公室租在鎮江街四樓，拓哥任由我們在辦公室搞了一個榻榻米客廳。四周是拓哥從基隆搬回來，浸了海水的貨櫃棧板拼裝成地板、書櫃、矮桌子。拓哥從他家書房搬來許多志文、水牛出版社思想叢書，我們常半臥在榻榻米上喝啤酒、讀他的書，鎮日任性地只讀書、看錄影帶，什麼也不做。後來鎮江街的榻榻米成了立院其他助理們喜歡來的地方，我們在這邊開「公視法」讀書會，催生公共電視。我們在這邊開「反立院遷華山」討論會，促成華山藝文特區設置。我們在這邊看老井從美國帶回來的紀錄片，義憤填膺喝酒論戰美帝與第三世界國家倚賴發展關係，發起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我們在這邊爭論文學的藝術性與社會性，辦了「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研討會」……拓哥常告訴我們：「把我這個立法委員當做一個工具，改變這個社會的工具，你們要善用、好好地用我。」而我們真的是一點也不客氣地、奢侈地用盡了「立法委員王拓」的名氣與工作。
拓哥偶爾會參與討論，偶爾或只是站在一旁聽一會後，就回他的辦公室獨自抽菸斗、聽音樂。他從不命令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事、怎麼做事情。倒是常聽我們分析建議，熱烈地跟我們討論。當時資訊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我們常在下午3點拿到晚報時，與拓哥開一個讀報會議，各自提出對政局及國際局勢分析。而他總咬著菸斗，安靜聽我們爭辯著不同立場。立院三年時間裡，拓哥任由我們用他的名字在報章、雜誌發表不少文章。其中不乏甚至是對民進黨態度上的批判，後來才知道他在背後幫我們頂著許多壓力，卻從沒告訴過我們什麼文章不能寫。
拓哥對助理是充分信任、完全授權的。有次他擔任教文委員會召委時，我們運用議事技巧通過將軍訓處預算刪到剩一塊錢。當天下午教育部長吳京帶著次長、司長浩浩蕩蕩一群人擠進來鎮江街辦公室。王拓把我跟思岳找了進來，聽部長及司長一一說明後，嚴肅告訴部長說：「我的助理每個人都要比我強，你今天不要說服我，你得去說服我的助理。」我猶記得那時部長的訝異跟拓哥驕傲的眼神，我想很少有立委願意如此挺住他的助理的。
兩個父親的對話
1997年華山還是一片廢墟，當時被私人霸占當停車場收費。立法院曾討論要遷到華山，但藝文界人士也希望此處可以規畫成為藝術特區。金枝演社的王榮裕試著在廢墟倉庫中演出《祭特洛伊》找我們協助。好不容易戲開演了，那晚，我跟拓哥都被王榮裕與他母親謝月霞鏗鏘有力的道地台語對白深深感動。戲結束後拓哥跟我就著微弱月光，在漆黑的廢墟中循著來時路歸去。突然他停下腳步凝視遠方高架橋上繁華車潮與孤寂的煙囪許久，我跟他杵在靜默中問他想什麼。拓哥有點難過地說剛剛戲裡彷彿他聽到八斗子的海潮聲與母親臉龐。拓哥常跟我們談他的母親，每次總是哽咽難過。1979年美麗島事件，王拓被抓入獄五年，獄中母親過世而他只能在層層戒護中，返家奔喪一個小時。
拓哥常說我們是最散漫、最沒有紀律卻是最有創意的團隊。的確，年少懷抱左翼理念的我們，又怎會服從官府的繁文褥節。在體制裡工作，難免會有理念糾纏與現實爭執。我們常在爭吵後，相約濟南路興安市場路邊一處海產攤喝酒繼續討論。拓哥很喜歡找我們去路邊攤「盍各言爾志」一下，後來這句話就成了我們修復工作摩擦的密碼。吵架時到路邊攤，高興時我們就會偷偷約去地下社會喝酒。說偷偷，是因為覺得拓哥年紀不適合那麼吵的pub，常會在他問我們說晚上去哪時，瞞著他說我們要回家囉。在一個寒流來的深夜，我們在地下社會居然遇見身穿風衣、戴著帽子獨自一人坐在吧台喝酒的王拓。我跟小向都嚇了一跳，像做了壞事被爸爸揪到的小孩般楞住許久。只見他像一名偵探般，對我們露出自豪、勝利的笑容。往後幾年每談及此事，他總很驕傲說自己不是那麼容易被年輕人甩掉的老頭子啦，而我跟小向也愛將他一軍，「都幾歲的人了，還像個小孩子般。」
拓哥對我們如父、如兄長般照顧，離開王拓辦公室多年，我們還是會經常相聚討論時局、聊文學、聊電影、談兩岸發展、談這些年來彼此的成長。2005年我與父親跟王拓、炳煌兄一起到日本旅行。年少時我跟父親曾走過一段暴烈父子關係，成長後跟父親的相處總是沉默多過問候。那是我第一次與父親出國旅行，晚上吃完飯後拓哥找父親喝酒，多年來父親滴酒不沾，但那晚卻見他與拓哥兩人酩酊盡歡。父親告訴拓哥說：「我這個兒子在家都不跟我說話，問他在台北過得怎樣也不說。」拓哥告訴父親：「我跟我兒子也一樣，到現在還會吵架。」我第一次見著兩個父親在兒子面前細細數落他們的兒子，突然拓哥歎了一口氣告訴父親：「我跟你這個兒子說的話，比跟我兒子說得還多。」我永遠都記得那個下雪的夜晚，安靜的父親恭敬舉杯敬拓哥：「感謝你把他當兒子一樣看著他。」那一幕彷彿定格畫面般，兩個父親的對話永遠停駐在我的生命裡。
人生幾個三十年？
拓哥過世那個早上，我在樓上聯絡許多事情後準備出門。下樓卻見平日習慣早早出門運動的父親開著電視，呆坐沙發許久。我拿起遙控器關掉電視準備出門時，父親突然對我說：「你今天要上台北。」這不是疑問的語氣，我楞了一下。父親再次肯定告訴我：「你今天要上台北！」我嗯了一聲出門，眼淚卻不爭氣地直滴落在上班的方向盤上。我不願去面對父親心底的難過，像是要逃避拓哥已經過世的事實般，不願面對那殘酷、真實的一天。
我很感恩2016年立委落選，讓我有半年多的時間在拓哥最後一段生命裡與他鎮日相處。我們重拾二十年前「盍各言爾志」的豪情壯志，我告訴拓哥說2017年是鄉土文學論戰四十週年、鹿港反杜邦運動三十週年、綠色小組成立也三十週年了，人生哪得幾個三十年啊，我們開始籌畫許多工作！我找拓哥來擔任我紀錄片《此後》監製，那是一個談生命逝去而後再生的故事。拓哥看完紀錄片後告訴我他最近重讀《心經》，對生命有很深感觸，或許會在第三部小說《糾纏》裡呈現。我陪他在夜裡的雨中撐一把傘走到捷運站，我們終究沒再聊那對生命的感受是什麼，似乎也不需要。
最後一次與拓哥一起，是個大雨午後，他打電話找我喝酒。我淋了一身濕地坐在他書房裡，拓嫂在隔壁房裡睡午覺，拓哥一人躡手躡腳，怕吵著拓嫂地又拿酒、又拿菜、又拿瓜子、花生，進進出出。我慵懶自在地翹腳跨坐在他靠窗的椅子上，望著窗外雨中山色，一道山嵐飄過山腰，直直掛在眼前。拓哥酒後高興拿起手邊《史記》的〈俠客列傳〉讀了一段，而我卻把那內容也遺忘了。只記得那個雨中安靜午後，醇酒、古籍、翠綠山色、靜謐山嵐飄過窗前，彷彿拓哥朗讀古冊的聲音猶在耳畔。
我望著窗外山色，雨停了。拓哥您好走，莫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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