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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林俊頴反省台灣現況 寫出《猛暑》
〔蕭鈞毅／自由副刊〕《猛暑》從何而來？林俊頴這麼說：「我對所有一切很不耐煩，就這麼一句話。」
作家林俊頴。 （潘少棠╱攝影）
林俊頴（1960-）總是低調，宣傳不多，公開談論也少；似乎比起身為「小說家」這份特殊的職志，他更享受於寫小說的過程。如《大暑》、《玫瑰阿修羅》、《我不可告人的鄉愁》、《某某人的夢》等作，字有料峭、文又蒸溽，不只兩種極端溫度在他的小說中夾纏，連同不忍或捨離，都是小說裡矛盾的內心。意圖從這些矛盾擘畫出的小說景觀，為的正是面目逐漸模糊的人世浮生：誰愛誰、誰心恨誰、誰又認同誰，只要是和「人」有關的便沒有乾淨俐落的可能，不只批判，更有溫柔──這是我們身處的現世，是《猛暑》這本小說嘗試與讀者對質的立場。
林俊頴長篇小說《猛暑》。（麥田出版）
讀完《猛暑》，我非常訝異小說家以「不耐煩」做為《猛暑》的其中一個起點，因為小說不似字面，《猛暑》反而是愈到高潮，愈顯冷靜：「像是游泳愈深，壓力愈沉，你不得不因此冷靜下來，慢下來。」到了小說中段之後，本該是暑下生機盎然的光景，全變成是遭到過度曝曬、近乎風化的斷牆殘垣。
這是「不耐煩」所造就的小說景觀嗎──又，小說家的不耐煩到底因何而來？小說家這麼回答：「社會。」
以不久後的未來為題，《猛暑》彼時，世代政治、居住正義、所得不均、環境議題等諸種難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因新種科技而選擇沉眠的主角隔了二十年再度醒來，「我島」成了被各國角力後託管的真空地帶，早已人去樓空，有錢的都走了，留下的是自己的選擇、以及無從選擇的人們。
會有這樣的設計，小說家這麼說：「不只從冷戰，長久以來，這個國家、這個島的命運一直『被管』，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要管我們了，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萬一不是呢？」小說因此憑藉著虛構裝置，平地造樓，留下一個舉目無人、鬼影幢幢的未來。
到了那時，「我島」的生活倒帶回以物易物的生活，人人步伐緩慢、心則少憂，感受性隨著逐漸濃厚的植被愈發強烈；本來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大滅絕，林俊頴構造出的光景竟又有了些許烏托邦的況味──然而，事情沒有那麼輕易，《猛暑》的「猛」字既有生機，又有殘忍的意義：暴死的長者或老人的滅絕暗喻了世代政治的極端，在未來的「我島」，「老」不再是生命中的階段，它成了一個咒詛般的字眼。《猛暑》的政治寓言因此具體地浮現：「我自己有個很沉重的感覺，這樣子吵了十幾二十年，我覺得普遍大家心都很浮躁。不只浮躁，大家都變得很虛弱。這些年來我們的整個社會的氛圍是很緊張、很奇怪的……我在寫的時候，真的覺得兩方面很欠缺一個彼此可以心平氣和、理性對話的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