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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王丹專欄】 知識分子守則
◎王丹
◎王丹
金岳霖（1895-1984），是民國時期中國學者群體中重要的成員。當政治學成為顯學的時候，他是那個時代少有的邏輯學家，為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自己獨有的貢獻。與左派的陳獨秀和右派的胡適不同，雖然身處一個動盪的時代，但是金岳霖並不是很熱衷政治，他是一個典型的熱衷學術的人，追求知識，就是他的興趣點。但他並非只知道讀書的書呆子，對於世事或許不是很在意，但對於做人要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顯然相當在意，並擁有做為一個哲學家的很多獨到的見解。例如，對於「如何做一個知識分子」的問題。
根據岳南在《南渡》一書中的記載，金岳霖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時期，曾經針對知識分子如何改良社會的問題，提出了四大原則：
第一，知識分子必須成為「獨立進帳」的人。他舉例說：「我開剃頭店的進帳比交通部祕書的進帳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這裡，金岳霖跟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強調的，其實就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不過，金岳霖顯然要進一步，認識到了「財務獨立」的重要性。這一點，放在今天的環境中，其實更具有啟發性。如果金岳霖在民國時期提出的財務獨立，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不倚靠政府和特定政治力量的經濟支持的話；那麼今天，財務獨立，還要面對來自更多方面的擠壓，包括民眾。例如，如果迎合民意就可以成為高收入的名嘴的時候，做為知識分子的名嘴，要如何在誘人的財富和獨立人格之間做出平衡，就是一個挑戰和考驗。
第二，金岳霖提出「知識分子不能做官」。當然，在民國時期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很多知識分子本著救亡的心願，投身政治，進入政府，金岳霖並不是反對他們的這種社會責任的承擔方式。只是，對於金岳霖來說的「不能做官」，指的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當做一種職業來經營」。他主張：「若是議定憲法，修改關稅的事都是特別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後，依然可以獨立過自己的生活。」在我看來，這樣的簡潔，也是相當深刻和正確。「可以做官，但是不要把做官當成職業」，這短短的一句話，確立了知識分子從政的一個非常可以借鑑的原則，解決了知識分子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在完成社會責任和保持獨立角色之間的兩難困境。
第三，知識分子不要去「發大財」。金岳霖指出：「如果把發財當做目的，自己變成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於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在金岳霖看來，這不僅是很麻煩的事情，也很容易侵蝕知識分子的內在特質。的確，經濟操作的內在原理，與知識分子的精神要求之間，確實存在一些內在的衝突，這是我們很少看到一個傑出的學者，同時也是一個傑出的企業家的原因。當然，我並沒有貶低企業家的意思。只是要做知識分子，恐怕很難同時以發財為目標。
第四，也是最有趣的一點，就是在金岳霖看來，做為知識分子，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他強調的，其實是學術群體和學術環境的重要性。做學問和宗教信仰不一樣。宗教或許更追求孤獨地向內探求自己的內心世界，而學問的進步，非常需要的一點，就是討論，甚至是爭論。這其實也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成立的根本原因，這些建制，目的就是為了讓知識分子能夠有集體的思想生活。形成自己的一個學術小圈子，其實也是知識分子成功探索的必要條件。
這四個建議，我稱之為金岳霖的「知識分子守則」。因為自己覺得很實用和深刻，不吝轉述，跟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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