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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徐禎苓／黑頭來了（審查就像一把大篩子）
（達志影像）
〔徐禎苓／自由副刊〕
透早起來，屋外的大人們正低聲說話，那小心翼翼的模樣，似乎暗渡著一個不能公開的祕密。
阿慶幾乎沒看過這種情況，大人們刻意把聲音壓得極低，邊說邊鬼祟地張望。到底發生什麼事？他躡手躡腳溜到門邊，拉長耳朵，聚精會神地偷聽。
尖峰巷巷尾的電線桿上，竟然出現一行粉筆字，上面斗大寫著：「推翻蔣政府」。
這非同小可！在戒嚴的年代。
到底是誰寫的？大家都在討論。
阿慶還想多聽些線索，就被母親催促上學了。鎮日，他反覆琢磨那個祕密。誰那麼大膽？為什麼要寫這種話？如此想，就迫不及待渴望放學回家。
下午，他走回尖峰巷，已匯聚大批憲兵。家家戶戶緊閉大門，平常在溪邊聊天的婆婆媽媽們，今天也提早收工。誰都怕受牽連。萬一黑頭車來，怎麼辦？
當時，只要巷口出現黑頭車，大家都會迅速躲回家，而且大門深鎖。這早已是不成文的默契。大家繪聲繪影地謠傳：警備總部的人會直接闖入家裡，然後拿著單子一個一個問人：「你是不是╳╳╳？」若是，不等你辯解，當場抓人上車。只要搭上車，就永遠不可能回來。
聽說有位中學老師就搭上了黑頭車，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始終沒有回來，也沒人知曉去了哪裡，或者，還活著嗎？他的太太心急如焚，四處奔波請朋友幫忙，然而，有些朋友為了自保，趕緊切斷關係；有些朋友用盡人脈也徒勞歸返，先生的消息一直苦無著落。這段時間，她想像先生可能在監獄裡遭受的折磨，就會忍不住嚎哭。隨著時間拉長，哭泣裡疊加怨與恨，她感覺所有的負面情緒正在吞噬自己。
即使人在監獄外，也活得像煉獄。她被熬磨到只剩下最後一個意念──找到先生。她做足最壞打算，但哪怕處死了，警總也得給出交代。身為家屬，她必須承擔，也必須長大，否則人很容易就被恐懼挾持了。忽然，她剛強起來，決定到台北法院申訴。
一個女人，從新竹徒步了七天才抵達台北。那時候，一個女人，一個只會說日語和閩南語的女人，在威權面前不只微不足道，還頗令人厭，裡面的官僚沒有搭理，連哄帶騙把她趕了出去。她始終不知道先生是死是生，即便日後解嚴了，先生下落依然不明。
傳說一則又一則，每多聽一則，就讓警總的形象在心底顯影一次。黑頭車不知不覺牽動起人們的恐懼，勾連死亡。
大人的恐懼是會蔓延給小孩的。只要哪個小孩無理取鬧，情緒失控，大人總會怒斥：「再哭！等下黑頭來把你抓走！」小孩慢慢深諳黑頭車的意思，立刻安靜下來。警總已經住進人們心底，不分年齡。
就像昆仔晚上聽廣播，頻道轉啊轉，竟莫名調到對岸的廣播電台。那脆口的京片子、鏗鏘的語氣，連電台的人到底說什麼都不清楚，身旁阿鳳、阿美、阿慶一家子著急地喊：「快點快點！」快點轉台。因為連小學生都知道，電線桿上有條軍用線，會全方面竊聽各戶人家聽的廣播內容，若涉及匪諜、禁歌，一概抓上黑頭車。
當阿慶終於經過那支寫了粉筆字的電線桿，忍不住多看一眼。可惜，被憲兵蓋上白布，像電視上演逝去的人臉上覆著白布，什麼都看不到，連記憶的機會也沒有。
白茫茫。
回到家，阿慶問阿美關於電線桿的事，她立刻扭過頭，答了聲不知道，自動屏蔽敏感問題。語畢，又想了想，再回過頭說：「生活就是難題了，你在乎那幾個字做什麼！」
母親聽到阿慶的疑惑也大驚失色，連聲喝斥：「小孩不要亂講話！等下黑頭來了！」接著把頭探出外面，看有沒有人偷聽到什麼。阿慶嚇到了，只得硬生生壓下正在發芽的好奇心。
他長大以後，才慢慢曉得這就是白色恐怖。每個人都在自我審查，審查就像一把大篩子，篩去正義勇敢，或各種反思能力……到後來，就像尼采說的：「人的生存令人感到莫名的恐懼。」
那件事情之後，尖峰巷的人很快回到軌道，每天上工上學，比起知識分子口中的意志，這群白丁更在乎生存。現在，粉筆字到底是誰寫的，已經不重要了。這世界上總還有比粉筆字更迫切的事情。
譬如，黑頭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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