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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王丹專欄】三一八5週年感想
王丹。（王丹提供）
〔王丹／自由副刊〕五年前的3月18日，一群關心台灣前途的青年衝入立法院，掀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太陽花學運。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了。五年前，我還在台灣，就住在台北，行政院前學生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的一幕至今難忘，至今還感到震撼。而台灣的歷史，從那一夜也開始改寫了。
在我看來，三一八學運最大的歷史意義，就是培育出了整整一代新人，他們成為「太陽花世代」。五年來，這一代人也有不少的分化，也引起過很多的質疑，但是我仍然認為，這一代人的出現，對台灣的未來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是一個已經習慣了反抗和參與的世代。
我知道五年過去了，還是有很多人對當年這個世代的人採取的激烈的抗爭姿態不以為然，哪怕其實他們在享受那樣的激烈抗爭的成果。但是，歷史證明，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進步，都有賴於這個國家或者民族，有那麼一批人，他們充滿叛逆精神，隨時準備挑戰體制，並把這當做是參與的方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曾經發表過一個演講，題目是〈學習反抗，進行反抗，敦促反抗〉，在演講中他指出，除了健全議會制度以外，仍然需要良心的呼籲和真理的抗爭，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作用。他特別強調抗爭，他說：「我們總是錯過反抗。德國的歷史是一部錯過反抗的歷史。」他認為，希特勒政權所以得以鞏固，不是因為它有多麼強大，而是在於對手的軟弱，缺少反抗的決心。他提出，每一人應當擁有「抵抗的權利」。
街頭抗爭，行使抵抗的權利，這都不是循規蹈矩的事情，正因為如此，難免有不是那麼成熟圓滑，不是老於世故的部分，也容易產生有爭議的行為。在席捲歐洲的五月風暴中，巴黎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寧願與薩特走向謬誤，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薩特是左派學者，學生的思想導師；而阿隆是右派學者，但看問題更加穩健成熟。不管歷史後來是如何驗證了薩特的謬誤和阿隆的真理，但是沒有人會批評當時學生們的那句口號。因為那樣的口號，表現的就是一種叛逆，而不是順從；表現的就是與體制對立，而不是一味地守法。
波蘭猶太學者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反抗的意義。他的著作專門研究大屠殺是如何發生的，而他的結論是：大屠殺昭示出，人類記憶中最聳人聽聞的罪惡，並非一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所為，而是由身穿制服的唯命是從的人完成的；它不是源自秩序的敗壞，而是源自一種完好的秩序統治。書中援引麥克唐納1945年的警告說，「現在我們必須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違法者。」是的，當那些看上去正在違法的人，被認為是破壞秩序的時候，他們充其量破壞的，只是秩序的表層，而且很可能還是已經腐壞的表層；但是對於所謂「秩序」最大的衝擊，卻來自於秩序的核心中那些循規蹈矩的因素。這些因素表面上看起來溫順服從，具有建設性，甚得體制的歡心，但是當體制最需要通過更新而進步的時候，他們一無貢獻；當體制開始轉化作惡的時候，他們成為罪惡的共謀。這樣的守法者，其實才是對秩序最大的破壞者。三一八學運五年了，如果你承認今天的台灣，並沒有變成香港，那麼你就不應當忘記五年前的那批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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